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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理论出于长滩州立,谁拯救了美国:大萧条中的罗斯福(图)

发布日期:2021-10-20 04:33:25 作者: 点击:
彭鑫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

引子

是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被股市"老大"巴菲特称之为"市场先生"的股市是个善于开玩笑的幽默人,他在1929年10月24日给美国人开了一个特大的玩笑,促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一跃成为美国最伟大的三总统之一。事隔79年后的2008年9月15日,"市场先生"又一次对美国人展现了一次天大的幽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狂泻504.8点,收于11000点下方,较上一交易日下跌4.2%。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挫4.71%,收于1192.7。二者均创下了近几年来单日最大跌幅。纳斯达克指数则达到近半年来的新低,单日下跌81.36,收于2179.91。

这一天,华尔街两大金融巨头--雷曼兄弟、美林公司--轰然倒下。背负600多亿美元债务的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15日凌晨发表声明,宣布将向法院递交破产保护申请。而在14日晚间,同样负债累累的全球最大券商美林公司已宣布将以500亿美元的价格"卖身"美国银行。这样,加上几个月之前倒下的贝尔斯登,号称"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金融巨头已经倒下了三家,仅存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家。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惊呼:"这是一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拥有超过6130亿美元债务的雷曼兄弟,成为美国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破产申请案例;已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即使是1929年的世界性大崩溃也没能击垮它,但是,在2008年9月15日,它终于倒下了。

在1929年10月24日发生经济大崩溃的4年之后,即1933年3月4日,身残志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一句他在就职演说中的话,从而拉开了"新政"的帷幕。因此,人们也长久地记住了这位将"信心经济"理念演绎得淋漓尽致的总统。罗斯福利用"炉边谈话"这种沟通方式,从1933年3月起,直到1945年4月去世时为止,一共进行了30次,不但带领美国走出了经济困境,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还在二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2008年9月15日,美国发生了有史以来的第四次经济危机(次贷危机),2008年11月5日中午12时(北京时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以338票对155票的悬殊差距,击败年迈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顺利当选美国第56届总统。不知奥巴马能否如罗斯福一样:抓住公众舆论;善于选择时机;关心政治细节;注意内部的派别之争,带领美国人民战胜此次危机?

我们--全世界人民--将拭目以待……

第一章."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1933年3月12日,是罗斯福On the BankCrisis(第一次"炉边谈话")。他说:"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句话抓住了经济危机的信心根源,这次"围炉夜话"时值银行即将重新开业的前夜,他以亲切诚挚的声调、质朴实用的语句,对全国人民就银行暂停营业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劝告和教育。简短的谈话,化解了长期郁结在人们心中的恐惧、不安和迷惘。

最后的大泡泡:从繁荣的顶峰到危机的谷底

经济崩溃就如一个毫不留情的劫匪,它会在突然间伸出强有力的大手,抢劫人们辛辛苦苦的创造出来的财富,直至把无数人变成赤贫。而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崩溃中,以1929年的美国股市崩盘最为惨烈。

股市一夜之间使美国5000多亿美元的资产化为了乌有。股市的大崩溃导致了经济大萧条,美国经济从此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淖--86000家企业破产,5500家银行倒闭,美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GNP 由危机爆发前的1044亿美元急降至1933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猛升到1700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1/4还多;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1。30年代的大崩溃)

不过有些行业却是分外兴隆。出售避孕药物的行业一年赚了2.5亿元。在全国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电影(成人票价二角五分,儿童一角)。吸纸烟的人逐年增加,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有害的。"开耳温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o肯特"牌收音机畅销一时。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很兴旺。阿尔弗雷德oCo富勒组织了一批人挨户推销刷子,成绩很好,仅在严峻的1932年8月一个月里,销售额竟由1.5万元增加到5万元,以后更逐年增加100万元之多。

另外,有一个名叫Jo保罗o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价油井买了下来,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万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万股!各地也有个别幸而得手的生意: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观挺特别的餐馆,屋顶漆成鲜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时代的建筑风格,这时正濒于破产。赶巧街对过来了一家戏班子(第一台戏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晚8时30分中场休息,观众纷纷到这家餐馆吃饭,于是老板霍华德o约翰逊轻松渡过了难关。但这些"幸运儿"毕竟只是凤毛麟角而已。

当时的航空运输业也是一落千丈。那时的班机有12个座位,可是据商务部统计,平均每班有7个座位是空着的。除了新发明的有声电影外,所有其他娱乐场所都濒临破产。爵士音乐家埃迪o康o登整整4年只灌了4次片子,因为唱片制造业的营业额由每年5000万元跌到了25万元。萨莉o兰德能勉强维持生活,是靠她那些著名的扇子舞。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玩意儿,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就挣不到钱啊。"

但是以上种种都只能算是例外。重工业的"龙头老大"美国钢铁公司,当时的开工率只达19.1%。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好多钢材了,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可是1932这一整年只卖了一台。汽车制造业也不像往常那样大量买进钢材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车公司逐渐消失了,什么施图茨汽车公司、奥伯恩公司、科德公司、爱德华o皮列公司、皮尔斯o阿罗公司、杜森贝克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罗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

更为悲惨的是,无数人因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到街上,这些人只得露宿在丛林、公园、街头、车站……许多人要靠吃野草根、蒲公英度日。美国的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了1913年的水平。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农民们一如既往地从事长时间的艰苦劳作,但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卖不出去,或者所卖抵不上所耗成本:一蒲式耳(约合36升)小麦的售价不到2角5分,一蒲式耳玉米是7分,一蒲式耳燕麦是1角,一磅棉花或羊毛是5分,糖1磅是3分,猪、牛肉1磅是2分半,200个一箱的苹果如果个个完好,才卖4角……

蒙大拿的一位牧场主因为饲料昂贵,好不容易赊到一批子弹,将牛羊全部射杀,然后扔进山沟,而运往市场的运费大大超过了卖掉它们的价钱。从南北卡罗来纳一直延伸到新墨西哥,地里的棉花没有采摘,果园里挂满正在溃烂的葡萄和橄榄。一车小麦卖到城里仅够买一双4美元的"汤姆麦坎"牌皮鞋,用玉米棒子当燃料比卖玉米买煤还合算。

关于商业周期的神话,公众的兴趣不断增长。左右商业周期的,究竟是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是银行的运作、方法的创新,还是希望或恐慌的歇斯底里?人们搞不清楚。但是,"猜测披上了预言的外衣,希望抢先于计划"是直接导致美国发生经济大崩溃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赌博式的投机。美国股市在经历了1920-1921的急速下跌之后,很快就恢复过来。由于公司收益良好,加上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也非常好,股价上涨是理所当然的。

涨势一直持续到1926年,媒体却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出现了看空股市的评论。结果,导致股市在第一个季度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震荡--股票指数暴跌了超过20%。但很快又恢复正常,至同年年底,股价已经基本回到了年初的水平。

经历了1926年的大幅度回调之后,人们的乐观情绪更加兴奋、高涨,股票价格开始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上涨。尽管人们乐观情绪高涨,但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实际上正是在1927年开始显示出下滑的征兆。同年,美国联邦工业指数出现了小幅度的下跌,这是本轮经济繁荣以来该指数第一次下跌。那一年的夏天,美国经济繁荣最重要的支撑之一的汽车工业也快速走向经济大崩溃的边缘加了一把力:亨利福特宣布停止生产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款轿车:T型轿车,转而开发新的车型。作为回应,股市出现了小幅下跌,但很快又反弹回来。(2。30年代的T型轿车)

1929年3月,柯立芝总统在他的离职演讲中再次宣布:"股票在目前的价位上还是比较便宜的。"

"一个人如果每周存下15美元,投资于优质普通股,并让红利和股权不断积累,那么,20年后,他将至少有80,000美元,来自投资的收益大约是一个月400美元。他会阔起来。因为收益能让他阔,我坚定地相信,任何人不仅能阔,而且也应该阔。",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在1929年夏天这样声称道。

在精英人物的带领下,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迅速致富的文章。这些文章无一例外、详细而生动地描述发财是如何的容易,穷小子一夜之间成为超级富豪的故事广为传播:一个股票经纪人的贴身男仆在股市里赚了20多万美元;一名护士用她的病人为表示感激而给她的小费赚了3万美元……在大多数城市的每个街角,几乎都有售价仅为3美元的像《投机艺术》这样的书籍。

一位工业巨头曾解释说:"1929年,美国人觉得自己像在机关重重的赌场里一样。鲤鱼池中的梭子鱼开始大吃起其他鲤鱼来。我就见过一个擦鞋匠只花了500美元现金购买了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人们只不过是以碰碰运气的心态去购买股票的。"

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保证金贷款的规模大概在10至15亿美元左右。仿佛在一瞬之间,贷款的规模增加到1927年的34亿美元。而在192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60亿美元。仅在1929年9月,保证金贷款就增加了6.7亿美元。这充分说明,美国的股市已经是一个被赌博式的投机完全主导的市场了。

20年代后期,一些信托投资公司的功能是把借给它们的钱拿来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有些公司是"硬性的",即:其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但很多公司是"软性的",也就是说,对投资证券的选择很宽泛。他们实际上比赌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赌博公司里,就连天真的顾客也不会把自己的赌金委托给一个胡乱选择的赌伴,而是交给赌台管理员。据说,有450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最后损失了大约1/3的本金。有人评价,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股票交易,与其说是在投资,还不如说是赌博。

其次,是信用的过度膨胀。很多股票都是以保证金买来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只需拿出约为价格1/4的现钱。经纪人通过向银行借钱来预付剩下的部分。这种经纪人借款不稳定的信用结构,在1929年2月摇晃了起来,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令其成员银行,不得为此类投机目的而贷款。但是,由查尔斯E米切尔领头的私人银行家为投机而打开了他们的保险柜,释放出的数百万美元给大牛市以进一步的刺激。当富人越来越富的时候,千百万收入微薄的芸芸众生正掏空他们的储蓄,降低他们的购买力,为了投机而抵押他们的未来。

对投资者的剥削,以及会计账目中的频繁欺诈,都属于投机的特征。控股公司允许一小撮股东控制一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连锁帝国,甚或是关系松散的利益集团,比如塞缪尔英萨尔在公用事业领域30亿美元的领地。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权力常常跟它的规模不成比例,以至于身为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形象地把它描述为:"一只96英寸的狗摇着一根4英寸的尾巴。"

这些公司有时候层层叠加在一起,巴别塔伸向天空,底座却在颤抖。它们有时被用来掩盖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以逃过监管当局或公众的法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1930年1月,一家被称做"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几乎就在它轰动一时的破产导致将近50万存款人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年之前,为了隐瞒它日渐增长的虚弱,头头脑脑们投资100美元成立了一家傀儡公司,再买卖这家银行的股票,以制造繁荣的假象。局外人被这场闹剧所欺骗,后来慢慢才得知这座表面有很多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其实是一个债台高筑、账目不靠谱的空壳。

毋庸置疑,美国经济的主要缺陷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初秋,报纸的金融版面已经在为汽车和无线电的"沉重"、建筑业的不景气、沿着航空新边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脸。美国很多的生产企业都进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领域,如果没有紧迫的日常需求,对它们的购买就会被延期。最早的风暴警报过后,这些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以及失业大军的出现。这就是1929年那场大萧条为什么空前地严重而持久的原因。

其实,美国人的购买力在1929年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这就是卡莱尔所戏称的"丰裕中的贫困"。比如,投机收益从100增长到了410,工资指数仅仅从100增长到了112。而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钱财要少多了。此前从未有过国民收入有如此大的份额被用于投资情况,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

而经济学家们认为,储蓄导致更多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效率,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更低的价格,以及大多数人更大的购买力。然而,这条因果链到1929年发生了严重的脱节现象: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不只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且还因为零售价格实际上没有下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它们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各种形式的垄断,像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托拉斯、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把全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1/3以上。据说,在汽车行业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

但是,普通消费者所收获的仅仅是不足挂齿的碎屑,就连生产商也只是收获了眼前的那么一点好处。不应该按天或者论季来计算利润,而要基于广泛、长期的购买力,不难证明,这样做更明智。人们多半会同意赫伯特胡佛总统事后发表的观点:当我们充分理解了20年代经济史的时候,我们将发现,终结了另一个繁荣时期的这场崩溃,其主要原因是工业没能把它的进步传递给消费者。

同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1927年春天还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这更加速了在崩溃的提前出现--把利息从4%降低到了3.5%。

在举行了秘密会议之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立刻行动起来,利息从4%降到3.5%,仅在1928年就向它青睐的成员银行发放了600亿美元的货币,这些成员银行用它们15天的银行本票作抵押。如果这些钱全部兑换成黄金,将相当于当时世界全部黄金流通量的6倍!通过这种方式发放的美元比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票据所发放的货币量高出33倍!更加令人惊愕的是,1929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又向其成员银行发放580亿美元的货币!(3。美国联邦储蓄银行)

当时的纽约股票市场允许交易商以1%的资金购买股票,其余的钱由交易商的银行提供贷款。当手持巨额信用燥热难耐的银行碰上了贪婪饥渴的证券商,两者一拍即合。

银行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可借到利息5%左右的款子,再一转手以12%的利息贷给证券商,吃足7%的利差,天下竟有如此美事!

而政府大量回购各种政府债券,使那些持有债券的银行和个人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现金。这种行为和降低利息的目的是一样的:让社会上的钱多起来,这样借钱就变得容易,贷款利率也会随之下降。总之,这是一种变相的降低利率的措施。

1928年3月12日,纽约市场交易量达到了387万股,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但随后这个交易量就成为了家常便饭。3月27日,交易量达到479万股,到了6月12日,交易量终于突破500万股,达到505万股--比年初人们最乐观的估计提前了半年。

美国人民一致认为,赫伯特胡佛是前任总统哈定和现任总统柯立芝的商业部长,如果胡佛当选新一任总统,那么繁荣将毫无疑问的持续下去。因为他经常和柯立芝总统一唱一和,宣称股市十分健康和理性。人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次大繁荣跟他有密切的联系。

胡佛在1928年11月7日当选总统的时候,股市以489万股的巨大成交量来庆祝这一胜利,虽然这个交易量略低于6月12日的记录,但6月12日的交易量是在下跌过程中实现的,而今天则是毫无悬念的上涨。

1929年夏天,美国到处都是一片歌舞升平。在整个夏季,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268上升到了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也从165上升到了258,人们见面时只谈股票,从不谈别的。美国财政部长在9月份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

胡佛总统则自豪的宣布:"我将继续推行过去8年来的各种政策,那么,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把贫穷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头。"而他那深合民意的"每家锅里一只鸡,车库里有两辆车"的诺言更在全国不胫而走。

他在就职演说中又说:"我们的成就结出的果实牢牢可靠,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超过。"

言犹在耳,第一场风暴在10月末就降临了,就像阿尔卑斯山发生了雪崩一般势不可挡。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人们,心惊胆战地见证了"黑色星期四"引发的崩溃狂潮!

大崩溃噩梦成真:面对黑色星期四

1929年9月3日是美国股市辉煌的顶峰: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了386.10点,全天成交量为444万股。比1921年8月24日的最低点相比上升了504%。

然而,有识之士--著名的金融统计学家--罗杰巴布森却在1929年9月5日美国商业会议年会上发表了令人惊讶的讲话:"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而且可能是令人恐惧的。"并且指出这次崩溃会比佛罗里达房地产泡沫破灭程度更严重。他的讲话引起了全场一片哗然,罗杰巴布森不为喝倒彩、哈哈大笑、嘘他下台所动,继续讲道:"大批工厂将会因此倒闭,大量工人将会失业……恶性循环将会周而复始,而结果将是严重的经济萧条!"

正如罗杰巴布森所断言的那样,真正的崩盘从1929年10月23日开始了。当天开盘以后,成交量迅速放大,不断的有大卖单抛出,道琼斯指数轻而易举的击穿了320点这个"双重底",然后继续向下,盘中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反弹。在最后一个小时,成交量达到了惊人的260万股,几乎是以前交易日全天的交易量。这一天的总成交量为637万股,全天下跌了21点。创下了本轮牛市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可能会有无数股民在这一天晚上无法入睡,他们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到明天的到来,期待奇迹的发生。各家报社也都怀着对一个即将离去的美好时代依依不舍的心理准备付印第二天的报纸。

终于,史称"黑色星期四" --股市大崩盘的第一天--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到来了。

纽约交易所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了营业。股价在刚开盘时走势平平,有的股票甚至还出现微微上扬,不过成交量很大。有人突然抛出了通用公司和铜业公司的股票各2万股。经纪人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在股市一开盘就卖出大宗股票的,他们会分成几个小的卖单,选择交易热闹的时候逐步抛售,目的是以免引起买家的注意,造成股价下跌。这样,抛售者才能够以比较好的价格将手里的股票卖掉。(4。崩溃中的纽约股票交易所)

受昨天行情的影响,很多人也都在随时准备抛售股票,他们只是在等待有利的时机。但这两笔大单的抛售让他们变得越来越急噪。接着又有人抛出了其他的整批股票:15000股辛克莱石油公司的股票、13000股惠普公司的股票等等。股价迅速下跌,很快击穿了300点的心理关口。

越来越多的人不顾一切的抛售手里的股票,导致了更大的恐慌。由于大量保证金投机者没有补充自己的帐户资金,经纪人为了避免损失,不得不强行抛售这些投机者的股票来归还贷款,从而引发了巨量的"被动性抛盘"。打压股价的后果就是有更多的保证金帐户被强制平仓,随之出现更多的"被动性抛盘",恶性循环出现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此时的自动报价机也来凑热闹。到中午的时候滞后大约1个小时,而每当下午收盘的时候,大概要滞后2个小时才能打出最新的报价。

这样,在股市一落千丈的时候,投资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股票现在是什么价格,更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破产或者即将破产。这种不确定性大大的加剧了恐慌,神经衰弱和负债累累的投机者开始根本不考虑价格的疯狂抛售股票。

道琼斯指数在中午11时30分跌到了272点,下跌了33点,跌幅超过了10%。此时的股市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完全听从盲目的、无情的恐慌摆布。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崩盘。

经纪人一个个鬼哭狼嚎,扯掉自己的衣领,试图跟上抛售指令;观光者挤满了华尔街区,目送着大银行家们乘坐他们的豪华轿车来到摩根财团的门前。风闻关于集体自杀的谣言,人们聚集到一起,注视着脚手架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病态地期待着他从上头一跃而下。

此时,在华尔街摩根大厦内,银行家们--摩根财团的托马斯拉蒙特,国民商业银行的米切尔,大通银行的威金,都聚集在摩根大厦的办公室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商讨救市的办法。最后,各大财团纷纷解囊,总共筹措了2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亿美元)作为"救市基金"。救市的任务交给了摩根公司的经纪人、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代理总裁理查德惠特尼来执行。

起初,那些金融魔术师们看上去似乎已经阻止了这场灾难,但是,正当公众为他们欢呼喝彩、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又一阵令人晕眩的波动把市场推入了新的深渊。人们普遍相信。这些巫师只能把正在倒下的大树支撑一会儿,时间长到刚好足够逃离树下。

这一天的交易量达到了惊人的1300万股,几乎是以前历史最高交易量的2倍,是正常交易量的3倍。股价自动报价机直到晚上7点过,即股市已经收盘4个小时,才打印出最后的交易明细。直到这个时候,很多人才知道自己已经破产了。即使那些没有破产的人也预料到自己即将破产。而在以前,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破产。

胡佛总统在纽约交易所收盘以后再一次发表稳定人心的公告:"美国的基本经济活动,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建立在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上的。"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头面人物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们中有的人确实认为经济十分健康,有的人却并非如此,只是为了维护市场稳定而已。(5。胡佛总统)

恐慌过后,官方的乐观主义重新抬头。这一代人被教会了要做"一头美国的牛",他们习惯于作出反应。感觉到最初摇晃,很多人似乎就像一艘已被甲板下的冰山所割裂的豪华邮轮上的乘客一样,不相信情况的严重性--当乐队还在继续演奏的时候,救生艇只被列为无足轻重的小摆设。

曼哈顿那位衣冠楚楚的市长吉米沃克要求电影只放映一些兴高采烈的画面。给患者的建议,是让他试试以毒攻毒的办法:《真故事杂志》(TrueStoryMagazine)在报纸上刊载大幅广告,怂恿工薪阶层以赊帐的方式购买更多的奢侈品。来自《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EveningPost)"华尔街能卖股票,但缅街可以买商品"的愉快保证。

11月初,曼哈顿一位珠宝商在橱窗里摆上了一根"价值750,000美元的珍珠项链",而舒伯特兄弟公司则透露,他们计划在百老汇建一家15,000,000美元的剧院酒店。广播电台主持人也大声嚷嚷:"前进美国,没有什么东西能让美国停下来。"

一首叫做《幸福时光再次来临》的热门歌曲因为一部新的有声电影而被授予著作权,这部电影的名字倒是颇为贴切,叫作《追逐彩虹》(ChasingRainbows);三年之后,这首歌曲成了"新政"的竞选歌曲。

美式幽默的溶解剂早已开始向这场危机发起进攻。有一些冷笑话说,高盛集团的每一股都配发免费左轮手枪,还有笑话说,客房服务员会询问每一位登记者:"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

不久之后,当大规模失业开始占领来自华尔街的头条新闻的时候,虚张声势便取代了尖酸刻薄。广告开始问:"大萧条是不是很可怕?"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把本周定为"商业信心周"予以庆祝,并调侃道:"繁荣就在对面的街角那儿,没准已经拐过了街角呢";有些商店破产了,黯然离去的店主则在大门上涂写这样几个大字:"本店由错误所开"(如果他是个幽默者的话),或者写上:"破产和厌弃"(如果他满腹忧伤的话)。

星期五,《柏林股票交易报》印刷了前一天的纽约交易所行情报告,报告的开头写道:"华尔街今天经历了多年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持久的繁荣时期建立的宏伟的股价体系像空中楼阁一样崩溃了。"

在《柏林股票交易报》上还能看到令人忧虑的消息,例如伦敦一家重要的金融机构就报道说:"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的恐慌已经蔓延到伦敦。那里的股票交易所也处在极其不安的状态中。"

史称"黑色星期一"的1929年10月28日是星期一,股市一开市就急剧下跌,毫无抵抗。在经历了几次小小的预震后出现了坍塌,几十种主要股评价格垂直狂跌,绝望的人们疯狂地抛售,当天就有1289万股易手。道o琼斯指数从300点下跌到260点,狂泻40点,日跌幅达13%,创造了美国股市历史上的最大跌幅--这个记录,要直到58年后的1987年才被打破。星期一的跌幅比星期四要大很多,但交易量只有925万股。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在收市时再度延误了2个小时。

纽约交易所崩溃的高潮终于在10月29日来到了(史称"黑色星期二"):大批的股票涌到市场上来,不计价格地抛售……

这一天疯狂交易以1641万股的最高纪录而收盘--这是纽约交易所成立以来最具毁灭性的一天:跌幅远远大于黑色星期四,交易量又远远大于黑色星期一,造成的恐慌则超过了黑色星期四和黑色星期一。

上午10点钟,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刚开市,不仅是无数小股东,而且大公司也在抛售股票,猛烈的抛单就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人人都在不计价格地抛售,经纪人被团团围住,交易大厅一片混乱。

有很多股票根本就只要卖盘而没有买盘。有很多贷款给保证金投机者的经纪商,他们原以为可以在客户保证金不足的时候只需要抛出股票就可以收回贷款,让投机者自己去承担所有损失。但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完全错了,因为再低的价格也无法把股票卖出去!他们只能跟投机者一同破产。

道o琼斯指数最低的时候到了212点,下跌了48点。尾盘的时候出现了反弹,最终收盘为230点,下跌了30个点,比星期一又下跌了12%。当天收市,股市创造了1641万股成交的历史最高纪录,是黑色星期四以前的最高交易量的3倍,是正常交易量的5倍。

财富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千千万万把股市当作一生依托的股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一名交易员将这一天形容为纽约交易所112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50种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几乎下跌了40档。

受此影响,在另一些市场--外国股票交易所、美国较小的交易所、谷物市场,价格惨跌也接近恐慌程度。

经历了这次股价暴跌以后,交易所牌价才稍微稳定下来和开始了微弱的反弹,但却留下了一片废墟。跟1929年9月3日的最高点386点相比总共下跌了156点,道o琼斯指数狂泻了大约40%。乐观情绪高涨的投机者们终于彻底绝望,没有人再相信美国会经历无止境的繁荣。

虽然政客、银行家和工业家也不厌其烦的去激发公众的投资热情,但是很多人都突然明白"黄金的20年代"彻底完蛋了,黄金的30年代是不会实现的。按照当时的说法:"柯立芝--胡佛繁荣处于垂死状态。在这种惊慌的冲击下,许多一向不受人注意或被证券市场乐观情绪掩盖的病害,开始围攻整个经济躯体,好像当某一关键性器官不再起正常作用时,病毒细菌渗入整个人体一样。"

曾在1907年美国经济危机中赚了100万美元的杰西利物弗尔这样形容他所看到的情形,这段文字也许是历史上对此次大崩溃做出的最生动的描写:

"你听过学校里把老鼠放在玻璃罩里的实验吗?他们开始把空气从玻璃罩抽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可怜的老鼠呼吸愈来愈急促,两侧的肋骨像过度抽动的风箱一样起伏,要想从愈来愈少的空气供应中,吸到足够的氧气。你看着老鼠窒息,一直到眼睛几乎从眼眶里爆出来为止,老鼠不断的喘息,走向死亡。噢,我看到资金调度站那票人时,想到的就是这种景象!到处都没有钱,你卖不出股票,因为没有人想买。要是你问我的意见,我会说整个华尔街这一刻都破产了!"

事实确实如此,这次暴跌只不过是经济全面而持续衰退的一个开端。在此后3年多的时间里,金融业、商业、工业的指数依次成比例地剧烈下降,作为20年代经济繁荣支柱的钢铁、汽车、建筑等行业的衰退情况更是惊人,许多知名企业在逐渐消失。农民的总收入下降了57%,对外贸易总额下降70%,失业人数最多时高达1700万人。

所有这些逐步构成了美国经济生活分水岭的大萧条。

山雨欲来风满楼:内外交困的美国

随着大萧条的继续,以及劳动力过剩,导致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对所有人来说都严重不足。正如普通市民所能看出的那样,流动资本和就业岗位紧密地互锁在一起,萧条岁月就跟它们之间缺乏接合有关。

美国的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减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亿美元,然后降至1931年的530亿美元,并在1932年以410亿美元触底。同时,在这一时间里,国家的财富估值从3,650亿美元下降到了2,390亿美元,这说明美国的不动产、资本和商品已经遭到了严重的贬值。从1930年到1932年,总共有85,000家企业破产,留下了45亿美元的债务。5,000家银行停止支付。900万储蓄账户被一笔勾销。总损失高达260亿美元以上。

由于收入的锐减,使得贫困家庭无缘于报纸、杂志、电影,还有卫生纸、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企业倾泻到美国家庭中的炊事工具--电烤箱、搅蛋器、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电炉,连同家具和洗衣机、缝纫机的销售,在1930年初期突然间放缓了。

而金融债务融资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1932年付出的利息只比1929年少3.5%。另一方面,通货紧缩现象却在疯狂地继续,使得长期债务比借款人在借钱时所预期的更要命。分红减少了56.6%,作为薪金支付出去的钱减少了40%,工资减少了60%。危机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主要工业企业工资削减的比例都很小,但在1929年至1931年9月之间,通过工作小时和工作日的急剧减少,他们还是设法把薪水金额砍掉了40%。由于工人家庭不得不靠工人带回家的钱维持生计,上述措施在头条新闻里看上去比在个人身上似乎更好一些。

对于整个美国而言,人均实际收入从1929年的681美元狂跌至1933年的495美元。在经济金字塔的顶端,报告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数,从1931年75人下降到了第二年的20人。尽管有来自政府圈和金融高层的反复保证:衰退已经触底,但总的商业趋势还是断断续续地下降了3年多的时间。

很多工业企业和小商业甚至拒绝口头上支持政府要它们维持工资水平的恳求。日益增长的失业逆流,导致一些百货公司付给员工的薪水甚至低到了每周5到10美元。

有人在芝加哥市作过调查,据说多数女工在为每小时不足25美分的薪水而埋头苦干,1/4的人在10美分以下;1932年,伐木业每小时工资减到了1角,一般承包工程业的是7分半;砖瓦制造业是6分;锯木厂5分;成衣工、糖果店雇员和罐头厂工人,都属于受剥削最残酷的阶层;纽约第一流速记员的薪水,从每周35至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家庭佣人不得不为了每个月10美元而劳作。

有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切斯特到纽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里被捕,说是犯了"流浪"罪,送进法院,最后又勒令回到原厂;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有两个大夫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分娩,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一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企业的剥削之凶又是全市之冠。

《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能得到4角,一星期只能织2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2分半,一天只能挣2角。

像往常一样,没有技能的工人是先头部队,紧随其后的是白领工人和技术员。专业阶层稍后才感觉到了震动,当教师和牧师们的薪水被削减或沦为白条的时候,其他专业群体的业务也迅速下降,而收费却越来越难。即使在1936年,医生们的收入也依然比他们在1929年的水平要低18%到30%,律师的收入要低18%到38%。

收入降低和流动资本减少的另一面,就是失业的人数。1930年4月,从胡佛总统下令,挨家挨户调查失业的情况显示,失业人员总共有300万稍多一点,相比之下,有4,500万人有报酬地被雇佣。但大潮涨得很快,1931年1月,商务部根据取样所作的一项专门普查显示有600万人失业。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乎所有评估者都同意:失业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多亏了季节的因素,以及或进或退的局部波动,全国的图景才经常改变。

失业往往还自我繁殖,那些拖家带口的赋闲男人,都不得不参与争夺任何收入微薄的零工岗位。储蓄的耗尽和投资的损失,迫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加入到这场疯狂的搜寻中。

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10顿饭。"《财富》杂志在1932年9月号刊登文章干脆骂总统撒谎:"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不少。

如果说1931年那依然愉快的绝望具体体现在歌曲《生活就是一碗樱桃》(Life Is Just a BowlofCherries)中的话,那么,1932年更严酷的下降则被体现在《兄弟,你能省一毛钱吗?》(Brother, CanYouSpare a Dime?)中,这是代表受害人,比如失业退伍老兵或工业帝国被抛弃的建筑者发出的呼吁。

1930年6月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最清楚地显示了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的事实。1918年的停战让人们看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一个大债权国。而美国公民在国外的个人投资增长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其投资总额从30亿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亿美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生产大国,美国天真地把对外贸易解释为在交易中卖东西的权利,而只有很少、甚或没有买东西的义务。

的确,外国倾销的噩梦,导致农民和实业家都大声疾呼,要求制定迄今为止最高的保护性税率,并在1930年成功获得了平均40%的关税税率。胡佛总统希望把该法案主要限制在少数几种农产品,但他的建议被否决了。

在国外,《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被解释为一场经济战的宣战书。它所遭遇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是如此迅速,以至于有25个国家在1932年加入了这场报复,从而让美国的出口量减少了一半。这种恶性循环带来了另一个扭曲。为逃避这种联合抵制的威胁,在《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实施的头两年,美国的制造商们在外国开设了258家工厂,其中包括71家工厂就在加拿大边境线的那边。普通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区,所持的政见,以及所从事的行业。

《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证券市场崩溃3年后的时候,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冲。

在美国内部,20世纪20年代,同业公会的数量和影响力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长,通过这样的组织,互为竞争对手的生产商共享统计信息、信用标准、成本公式,以及诸如此类,并设法抑制不公平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范围内,这些组织是有益的,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以及在当总统的时候,都留下过这样的印象。

但是,下面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组织通过它们对"公平的"和"不公平的"价格政策的定义,试图在顶着《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逆风航行的时候,实现对价格的控制,而且,有时候其作用就是要消灭小的独立经营者。最高法院一连串的裁决进一步怂恿了它们的发展,这些裁决,早期的进步主义者会带着怀疑的态度把它们看做是本土卡特尔和资本家工团主义不断打进的楔子。

正如柯立芝总统在全盛时期所说过的那样,美国的商业确实是商业。但现如今,奢侈和娱乐,以及权力所带来的忙乱感(正是这种感觉,为兴旺发达的城区或郊区市民披上生活中本质上的物质主义的外衣),突然之间都被剥夺了。这次最大的经济倒退,让数百万市民猛烈摇晃了一下,使得他们在本指望向上大跨一步的时候,却在黑暗中向下跨出了一大步。

一个习惯于把繁荣视为惯例的民族,发现自己被惊呆了,接下来是怀疑,再接下来是一点点无助,最后是愤恨。愤恨并不能让这样的境况变得更轻松一些:对手是无形的,不像国内或国外的坏蛋,还有点脸面,不管是嘲笑、选票,还是子弹,都无损于它的毫毛。(6。柯立芝总统)

但是,这个坏蛋的真实性却是不容怀疑的。它那看不见的身高,可以用收入和就业这两把尺子来衡量。收入的损失最早被置于聚光灯下。自烧其翅的飞蛾寥寥无几,那么是谁烧的呢?早在1930年春,当联邦基督教协进会把4月27日定为"失业礼拜日"的时候,这场危机就显示出了它的宽度和深度。人们很快就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看到了收入的降低和失业,迫使国民经济进入下降通道。

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了,只不过规模不大。1930年2月底,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业者的小规模示威。

全国人民越来越恼火,传说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胡佛在比利时办救济事业发了大财;有人说连狗都本能地讨厌胡佛;还有人说他是1932年3月把查尔斯o林白的儿子绑架并加以杀害的主谋。用破铁罐、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棚户叫做"胡佛村";"失业的"手里提着的装破烂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乡下的贫民把破汽车前部锯掉,套上瘦骨如柴的骡子,叫做"胡佛车";在公园长凳上躺着过夜的人用旧报纸裹身取暖,叫做"胡佛毯子";衣袋翻过来,一个钱也找不到,叫做"胡佛旗";野兔被饥饿的农民抓来吃,叫做"胡佛猪"。

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则不那么有新闻价值。农民们只知道停战繁荣爆发之后的萧条,即使他们的境况在持续恶化,他们有长期的条件作用所带来的悲观的满足。

然而,更小的工业城镇却不愿意承认艰难时期的事实,在很多市民看来,所谓的艰难时期,要么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要么只是一种心境而已。他们庆幸自己的基础更牢固。尽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的1/4的工厂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1931年底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主要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他们依然靠装点门面的信条为生。

1932年,一个本地商人所组成的代表团劝说通用汽车不要封死他们已经废弃的曼西工厂的窗户,它们挡住了路过列车的清晰视野。这些精神饱满的人,他们的处世哲学还很顽固。

1931年,爱德华o安格利把华尔街和华盛顿的一些更令人厌恶的保证收进了一本小书里,这本书有一个嘲弄的标题:《噢耶!》(OhYeah!)。1932年初,出现了一本叫做《大吹大擂》(Ballyhoo)的新杂志,第一期用玻璃纸包裹,有点商业戏仿的意思。不到6个月的时间,这份主要靠揭穿20世纪20年代华而不实营销手段的杂志的发行量窜升到了200万份。

大牛市的势头还暂时在支撑着某些企业。例如,1931年见证了世界上最豪华的酒店、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的开张,以及最高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的落成,这幢大楼共120层,顶端是一个用来停泊飞船的系泊杆--从功能上说,就像它所超越的、离它最近的竞争对手克莱斯勒大厦的金属针一样毫无用处。这些宏伟的商业宫殿,每一幢都有很多楼层幽灵般地空着,超前于时代。

同一年,还公布了建筑师们为纽约城最令人难忘的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所设计的平面图,这些设计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实现了。它容纳了播音室、华丽的电影厅和音乐厅、外贸辛迪加及其他商业公司,规模空前,这个建筑群以简朴灰色调的70层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的尖顶为最高点。(7。帝国大厦)

"冷门"罗斯福,谁能拯救经济危机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位在5岁时就被当时的总统克利夫兰祝愿:"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当美国总统"。可他却成了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也是最有威望的总统之一。

罗斯福虽然站在竞选1932年总统的起跑线上,但他故意压低竞选总统的调门,以免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实力和有利地位而成为对手们的众矢之的。尽管其中有许多真诚地为美国命运仗义直言的罗斯福的崇拜者和敬慕者,但幕后操纵这场志愿竞选运动的关键人物乃是接受罗斯福授意的路易斯豪、法利以及"纽扣俱乐部"的原班人马。(8。罗斯福)

1931年夏,法利精心地进行了一次横穿全国的旅行,以测试罗斯福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发现为达到这一目标尚需作些什么。罗斯福这时也开始逐步走到前台,不失时机地向全国宣传他对于大萧条的看法,及他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方略:

"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人类社会的合法代表,它是这些人为了互相保护和过上幸福生活而创建的。……我们的政府不是主人,而是人民的工具。国家对公民的责任就是仆人对主人应负的责任……国家的责任之一,就是关怀那些陷入逆境以致不靠别人帮助就连起码的生存资料也无法获得的公民。"

罗斯福之所以能够说出这一番话,原因之一是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的。

尽管罗斯福本人出身于富有阶层,但在格罗顿学校上学时却比较倾向于那些出身普通阶层的人,比较反感学校里的纨绔子弟。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他日后的执政时期,他的很多政策被一些人视为保护穷人,剥削富人。而罗斯福始终都认为那些有钱人占有的资源过多,他们乃至他们所控制的社会忽视了太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

原因之二是受远房堂叔西奥多罗斯福的影响。1905年3月4日,刚订婚不久的罗斯福夫妇应邀参加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就职典礼。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罗斯福认真聆听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承诺:"公平对待"所有美国人。

1932年1月23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他已作了竞争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候选人。不久,就有起码6名其他候选人宣布加入这一角逐。首当其冲的便是业已同罗斯福分道扬镳的"快乐勇士"史密斯,其次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新教徒、众议院议长约翰N加纳。

罗斯福的老对手、强有力的报界巨擘、孤立主义分子、民主党人威廉R赫斯特一马当先。他甚至在1931年底就开始对罗斯福实施了打击。他的报纸反复证明大萧条乃是美国的债务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协约国)没有能够偿还巨额债务所致,而罗斯福这样一位曾经力主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人显然不适于做总统候选人。他控制的报系拥有千百万美国读者,罗斯福若是对此置之不理或拖延行事,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在1932年1月底,罗斯福委托中间人暗中去说服赫斯特,岂料此举竟弄巧成拙,老辣的赫斯特不吃这一套,反而立即将罗斯福试图做的幕后交易公之于众:"假如罗斯福先生愿意声明他不是国际主义者,他应当把这一点公开告诉大家,而不是对我个人讲……如果他担心对选举不利,当然也就没有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可同时又想私下做好人--对谁都是好人,更确切地说是对一些人是好人、而对另一些人是犹大的话--那么,当然,他既得不到公众的信任,也得不到个人的信任。"

私下妥协的努力受挫,路易斯豪也承认这是致命的打击,必须尽快对公众有所交待。经过一番准备,罗斯福于2月2日在纽约向"保护农业社"发表了答复赫斯特的演说,他首先全面地回顾了国际联盟的发展演变史,"今天的国际联盟已不是伍德罗威尔逊所设想的国联了。这些年来,国联的主要作用已经不把世界和平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只是一个讨论欧洲各国政治困难的会议场所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应参加这种讨论。这些年来,国际联盟并没有沿着它的创始人所期待的途径向前发展,而且它的主要成员国也没有作出安排,把用于武装力量的巨额资金转向合法贸易、平衡预算和偿付债务方面。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并不能按照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去达到防止战争和解决国际困难的最高目的,因为这些事实,所以我不赞成美国参加。"

他在演讲结束时宣称:"美国的崇高理想要求我们严格遵循华盛顿的原则,在国际舞台上保持我们的理由,同时愿意向贫困的人类提供指导。"

罗斯福不愿使他在竞选运动开始时,就处于比对手领先遭受风险的地位。立即放弃了他2月2日的立场,开始变得要毫无保留地支持减少农产品的税收和停止对美国工业的保护,但同时他又拒绝完全放弃他的互惠贸易的想法。令莫利目瞪口呆的是,他甚至准备把这两个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主张"揉在一起",放进他的竞选演说词中。坚韧不拔地相信个人自由的胡佛总统则顺势指责罗斯福"是个方格花纹的变色龙"。

几乎就在罗斯福使出浑身解数应付赫斯特的同时,另一位报界"无冕之王"、自由主义者沃尔特李普曼展开了对他的新一轮攻击。他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罗斯福的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他善于回避明确的声明,因为他"属于只要不是岂不得已就不要明确说出自己观点的战后新一代政治家。"李普曼承认连自己也不清楚罗斯福的倾向是左还是右。

"他是一位非常容易冲动的政治家,没有牢牢掌握国家事务的能力,也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既不是人民的代言人,也不是富人的敌人。他只是一个尽管不具备条件却很想当总统的愉快的人。"

这位倾向于支持史密斯的著名评论家可谓点到了罗斯福的痛处。其他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攻击更为凶猛,《新共和》周刊声称罗斯福"绝非有高超见解和过人毅力。"

《民族》周刊的编辑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给罗斯福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美国人向来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领袖出现,使美国制度维持下去,可你却使我们感到失望。"

翻一翻民主党代表大会前各期《民族》周刊就会看到如下种种反对罗斯福的言词:"他这个候选人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热情。""让他当总统候选人,事情难望改善。""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人民拥护罗斯福当领袖"。"软弱无力,准备妥协。""值此关键时刻让罗斯福这种软弱无力、随时准备妥协的人继胡佛之后当总统,后果势必十分严重,因为人们误信他是一个开明人物"。

艾尔史密斯这时也赤膊上阵了。由于罗斯福祈求在民主党内寻求全国性的支持,而各地党组织代表着差异很大甚至互相冲突的地区利益,这样,那些采取迎合地方利益之立场的候选人就在一定的场合占据了上风。罗斯福小心翼翼地绕过诸如外交政策、禁酒、坦慕尼协会等雷区,要么就避免就这些问题发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演说,这其实是历来的政客在寻求更广泛支持时惯用的手法之一。因为罗斯福的支持者中有城市政党头子、百万富翁、西部激进派、南部民主党的保守分子、善于看风使舵的中西部人、三K党人、老威尔逊派、老布赖恩主义者、大学教授、哈佛校友、主张高关税者、主张低关税者等带着不同背景、来自不同方面的支持力量。

为此,一位耿直的哈佛大学校友写信气愤地质问他:"你难道希望为自己博得一个"四怕候选人"--胆小怕事、怕表态、怕自己不虔诚、惟独不怕陈词滥调--这样一个讨厌的头衔吗?"

善于审时度势、具有良好大局观的罗森曼认为,在目前遭到左右夹攻的不利局面下,正式地拿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全国性政纲已刻不容缓。经过3月份整整一个月的探讨、争论、修正、定稿,形成了一系列方案,其代表作便是一个厚积薄发的政纲,这就是罗斯福在1932年4月7日"幸福牌香烟"广告节目时间向全国发表的10分钟演说:

"据说,拿破仑的滑铁卢惨败是因为他忘记了步兵而把一切都寄托在比较显眼但较次要的骑兵上。现在的华盛顿当局不完全像他又有些像他。当局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不愿意想起我国经济"大军"中的"步兵"。目前的艰难时世要求把计划建立在经济大国里被遗忘的、没有组织起来的,但又是不可缺少的那些单位之上,要求自下而上地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制订计划,要求这些计划重新寄托在对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的信念之上……任何民族如果有一半人破产便不可能存在,如果半数买主失去了购买力,内阁、百老汇、工厂、矿山都要关门大吉……已经是时候了,必须勇敢地承认,我们处于至少和战时相差无异的非常状态。我们要动员起来度过难关。"

罗斯福热情、自信的声音激起了中西部、南部等地的广大选民的深深共鸣,"被遗忘的人"一词因其逼真地刻画了大萧条中人民的境遇而被收入美国政治辞典。而在4月13日的杰斐逊纪念日上,史密斯以嘶哑的调门宣布:"有些竞选总统的演说老手总是扬言我们国家出了这样那样的毛病,这样的话美国人民已经听够听厌了。现在若是谁还胆敢坚持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发出妖言惑众的论调,煽动他们挑起阶级斗争、贫富斗争以致于大家都自取灭亡,那么我就要脱掉外套和背心跟他拚到底!"

1932年7月1日,罗斯福终以945票当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说道:

"人类从每一次危机、每一次劫难、每一次灾祸中获得新生时,他们会变得知识更加广泛,道德更加高尚,目标更加纯洁。而今天是一个思想痪散、道德堕落的时代,一个自私自利的时代……我们不要只是责备政府,也要责备我们自己。近年来在政府的政治哲学中被遗忘的全国的男人和女人们,期待着我们能够有领导地更加合理地分配国家财富。在乡村和城市,我们的千百万同胞都从心底希望他们往昔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准则不要从此一去不复返,他们的这一希望不会也不应该落空。

我向你们保证,我誓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让我们在此聚会的人都成为未来那种富有成效和勇气的新秩序的倡导者。这不仅是一次政治竞选活动,也是一次战斗的号召。请大家帮助我,不仅是为了赢得选票,而且要帮助我在这次把美国交还给他自己的人民的十字军远征中获胜。"

农业部长大骂罗斯福,说他是"典型的骗子宣传家"。海军部长预言:如果罗斯福当选,将有1亿人的身家性命难保。

罗斯福在1932年7月2日发表演说时,其关于"新政"(NewDeal)的哲学理性概念以及明晰细致的蓝图并未形成,只是具备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和意向性的原则目标。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认为,"新政"(有人认为"新政"这个词是把过去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道政治"SquareDeal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新自由"NewFreedoms两个口号巧妙结合起来了。)的核心,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哲学,还不如说是一种气质,一种植根于勇于在未知领域大胆行动而不惧铸成大错的信心的气质。

他总共发表了16次重要长篇演说和67次短篇演说。作为一名竞选老手,他依旧针对所在地的具体情况把每一篇演说内容限定于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样,他就等于费尽心力地谈到了各种不同主题:关税政策、农业计划、公用事业、财政公开、管制证券经营、消除贫困等。他在很多问题上并不单刀直入地明确表态,而是尽量多留些余地,以便使自己处于不易受攻击的稳固位置。

但是,所有的演说都贯穿着这样一根红线,即通过抨击胡佛政府来强调改变现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对胡佛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严厉批评:它通过其虚伪的经济政策鼓励了投机活动和生产过剩;它极力地低估大萧条的严重性;它错误地将经济崩溃的原因归罪于其他国家,它拒绝承认和纠正国内的弊端;它迟迟不发放赈济并且忘记了实行改革。(9。威尔逊总统)

对此,胡佛展开了有力的反击。他发表了9次重要演说。他认为促成大萧条的是一些他不能控制的情况和事物--世界大战后遗症、经济的过度膨胀、投机行为、1931年欧洲经济的崩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金融的影响和消费的下降。他重申自己的基本信念:联邦政府职能不能扩大、有秩序的个人主义与机会均等。他集中火力抨击罗斯福政纲中他称之为"激进主义、集体主义和随意的试验"的那些部分,声称这些东西将导致灭绝自由、希望与机会的专制官僚主义统治下人的规范性。

胡佛失当的举措遭到广泛的声讨,这也加深了人们对像他这样的不顾人民死活且冷酷无情的总统的印象。

这位曾在10多年前成功地向欧洲1.5亿人口发放救济的救星,现在却振振有词地坚决反对任何直接的政府救助。在举国饥饿的阴晦日子里,他却让新闻记者拍下了他在白宫草坪上喂狗的照片。外出竞选的胡佛所到之处,人们报之以嘘声、怪叫、愠怒、木然的沉默、臭鸡蛋、西红柿,以及"绞死胡佛"、"打倒凶手"的口号,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胡佛是杀害退伍军人的凶手!胡佛把几十亿元白白送给银行家,还开枪打死退伍军人!"。

后来,有个特工告诉记者:"从西奥多o罗斯福时代起,我就跟随历届总统到处旅行,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嘘总统的,这样成群结队上街来对总统作蔑视的手势的。这太难看了。"

结果是顺利成章的事。罗斯福在48州中赢得了472张选票。胡佛这个"被抛弃了的总统"(《时代周刊》这样挖苦他),只得到59张选票。自林肯以212票对21票击败麦克莱伦以来,两党竞选史上还没有人得到过这样大的胜利。

新总统的就职词:给美国人民吃一颗"定心丸"

首次参加竞选,罗斯福就通过发言人告诉人们:"一个州长不一定是一个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做前滚翻或后滚翻。他干的是脑力劳动,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依靠这样的坚忍和乐观态度,罗斯福终于在1933年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1933年3月4日星期六,是罗斯福宣誓就职的日子。华盛顿乌云低垂,冷雨潇潇。这种情景也暗合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事实。

当国会山钟鸣12时,富兰克林o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

美国著名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的顾问之一、曾负责起草许多重要演说稿的罗伯特E舍伍德写道:"人世间任何一位掌管世界命运的剧作家也不可能再为一位总统--或是一位新独裁者、新救世主--的主场设计得比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出场更为出色的了……赫伯特胡佛的"一场戏为下面的戏留下了很宽的路子""。

这位当选总统享有大显身手的一切有利条件。而这些所谓的"有利条件"、"机会"、"出场布景"等,在当时的美国究竟是以一种怎样的图景和方式给展示出来的呢?(10。罗伯特E舍伍德)

1932年冬天,是第4个也是最糟糕的一个大萧条的冬天。许多人在前工业社会大饥荒时代的那种原始状况下生活。被房东赶出门外、被截断煤气水电的人们加入了全国四处流浪的大军。

按当时的说法,"他们像破木烂船,随处飘流,举目四顾,彼岸杳然。其中有正派诚实的中年人,他们贫穷劳累,满脸皱纹;有的是青年男子,满头长发,从不梳洗;他们穿城过镇,或是搭乘铁路上的货车,或是揩油坐私人汽车。这些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美国公民,走遍了整个美国。冬天到了,才在各大城市集中起来,他们忍饥受冻,四处碰壁,肚子空空,前途渺茫,心烦意乱,辗转奔波。"然而,托马斯沃尔夫笔下的景象仅是逼真地刻画了不幸者中的一小部分人。更多的千百万人只因肯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

大萧条给美国的人口、家庭、教育、道德、信念、生活水平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婚率和出生率大幅度降低。这期间出生的孩子成为著名的"萧条的一代",其特征是身材瘦小,普遍营养不良。

在数百万流浪大军中,瘟疫、性病、犯罪现象十分流行。有的女孩子为了糊口往往冒着怀孕危险,10美分卖淫1次。"失业与失去收入已经破坏了无数个家庭,使这些家庭成员精神颓丧,失去自尊心,摧毁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可雇佣性,夫妻、父母子女暂时或永远地离散。"许多家庭勉强维持着外表形式,但往日的平静与和谐伴随着道德的崩溃而一起消失了,种种看不见的创伤在家庭每个成员的心灵上留下了多年后也难以抚平的印迹。

人们对时局、政府政策的怨恨之情已达到饱和的临界点,"有一种强烈的悬空之感,一种忧郁的烦躁,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当某个城镇的银行破产时,广大存户表现出的不是愤怒,而是觉得自己的社区已成为类似某种可怕疾病一样蔓延的"形势"的牺牲品。许多美国人对现行两党制度心灰意冷,民间对当局的不满以种种无情、冷酷、尖刻、辛辣的自发方式倾泄而出。

罗斯福不戴帽子,不穿大衣,黑色长礼服衬得脸色愈显苍白。黑袍白须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主持庄严的宣誓仪式。罗斯把手放在家传300多年的荷兰版《圣经》上,翻到《新约保罗达哥林斯人的第一封信》第13节,用洪亮的音调一字一句地随着休斯大法官宣读誓词:

即使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而没有爱,那也犹如钟鸣钹响,徒有其声而已。

即使成有先知讲道之能,深通万物奥秘;并使我有全备的信念,力能移山,如果没有慈心一片,我又能算得了什么?!

即使我倾囊周济所有穷人,并舍己焚身,而没有爱,那么于事于我仍将徒劳无补。

宣誓完毕,他转身走向空旷的讲台。从口袋里掏出手抄的就职演讲稿。这里,没有一句话是抄袭别人的,纯粹是罗斯福式的:

这是一个民族献身的日子。值此我就职之际,我确信同胞们期待着我能以我国当前情势所迫切要求的坦率和果决来发表演说。现在尤其有必要坦白而果敢地讲真话,全部的真实情况。我们不必畏缩,不必躲闪而不敢正视今天的现实。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像从前那样经受住考验,它将复兴起来,繁荣下去。

因此,首先让我表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会把使我们变退却为前进的努力陷于瘫痪的那种无可名状的、缺乏理性的、毫无根据的恐惧。

平静而坚定的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广场,接着,这充满自信和激情的声音通过无线电广播网传遍了水深火热的美国大地。新总统以简洁缜密的语言向人民剖析了大萧条中一切苦难的根源:

"我们的困难都只是物质方面的。价值萎缩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赋税增加了;我们纳税的能力已降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交换手段难逃贸易的长河冰封,工业企业尽成枯枝败叶,农产品找不到市场;千万个家庭的多年积蓄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大批失业公民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而我们并没有遭到什么蝗虫之灾。大自然的施惠依然未减,人的努力更是使其倍增。我们手头并不匮乏,然而丰足却激发不起来慷慨的用度。这首先是因为掌握人类物品交易的统治者们的顽固和无能。他们被迫承认失败而溜之大吉,贪得无厌的钱商在舆论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

货币兑换商们从我们文化庙堂的高位逃走了。现在我们可以让这庙堂仍然回归古老的真理……必须中止金融业和商业中的那种使得神圣的委托浑似无情和自私的恶行。然而复兴并不仅仅要求改变道德观念。这个国家要求的是行动,而且是立即的行动。"

黑压压的人群一片寂静,人们在经历了一个漫长冬季的等待后,终于真切地倾听到了新总统所承诺的行动纲领: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给人民工作。这部分地可以由政府直接招雇,像战时紧急状态那样。"

其次要更好地利用资源,提高农产品价格和购买力;坚持由联邦和各级地方政府采取行动统一管理救济工作,力避目前的分散、浪费和不均的现象;此外,要把一切形式的交通运输和其他明确属于公用事业的设施置于国家计划和监督之下;必须严格监督一切银行储蓄、信贷和投资,制止利用他人存款进行投机的活动,必须要提供充足而有偿付能力的健全货币。

在对外政策方面,新总统要求美国奉行睦邻政策--尊重自己从而也尊重邻国权利,珍视自己的义务也珍视与所有邻国和全世界各国协议规定的神圣义务。但政府要根据情况的轻重缓急,有重点和顺序地处理事务。他希望正常的行政和立法分权制衡体制足以应付当前面对的重任,然而,史无前例的要求和迅即行动的需要也可能使国家有必要暂时背离正常的程序和轨道。他承诺自己将提出一些应付灾难深重的危机的措施,或采纳由国会提出的类似的明智措施。

"然而,万一国会竟不能接受两类中之任一形式。万一国家危机仍然紧迫,我也将决不回避届时职责明确向我提出的抉择。我将要求国会赋予我使用应付危机的唯一剩余手段--向非常状态开战的广泛行政权力,就像在真正遭受外敌入侵时所应授予我的权力一样大……对此,我决不会有负众望。"

在整个演说过程中,罗斯福神色冷峻,直到向人群挥手告别时,才露出了令人呯然心动的一笑。新总统的就职仪式简单草率,但就职演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仅周末就有近50万封祝贺信飞到白宫。

貌似轻松的罗斯福在1932年漫长的冬季为走马上任进行了大量棘手而繁复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要精心地选择内阁。

61岁的田纳西人科德尔赫尔有着漫长而令人尊敬的政治经历,这位低关税的长期鼓吹者与国内保守派议员关系良好,他被任命为国务卿。罗斯福慧眼识才,赫尔在任期内以出色的业绩为自己赢得了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

65岁的共和党企业巨头威廉H伍丁是罗斯福的密友,他对财经问题持相对正统的观点,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不久因健康原因辞职,该职位就由罗斯福的多年老友和邻居、原副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升任。

63岁的康涅狄格人霍默卡明斯是民主党的中间派代表,将出任司法部长。

由来自南卡罗来纳的丹尼尔C罗珀出任商业部长,有助于加强新政府与西部的民主党麦卡杜派的联系。

在中西部玉米带器具影响力的亨利A华莱士子承父业,出任农业部长。

来自芝加哥的进步共和党人哈罗德L伊克斯以其仪表和诚实被罗斯福一眼相中,出任内政部长。

弗兰西斯珀金斯出任劳工部长,这使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阁员。

曾任犹他州州长的乔治H德恩是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将出任陆军部长。

参议院的海军事务专家克劳德斯旺森是罗斯福的老朋友,这位慈祥的弗吉尼亚人年逾古稀,是所有阁员中年纪最大者,由他出任海军部长表明当选总统对于海军的那种难以释怀的情结。

詹姆斯法利是罗斯福的竞选总管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出任邮政部长。

这是一个平均年龄58岁,经验丰富,办事谨慎,对各地各派的政治力量均有所平衡和照料的内阁。新总统没有对其中任何一员作过什么承诺,他精力旺盛,完全可以对其实施领导。

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绝大部分也将前往首都。只有萨姆罗森曼因要出任纽约州最高法官而不能随行。莫利名义上任国务卿特别助理,实则是为了更充分地继续发挥他在罗斯福身边的作用。白宫总统秘书处几乎是清一色的"纽扣俱乐部"成员,路易斯豪主持大局,任总统秘书,他从前的两名副手斯蒂芬厄尔利和马文麦金太尔担任助理秘书,前者任新闻发布官,后者负责安排总统的会见事宜。雷克斯福德G特格韦尔也将担任农业部副部长。这些阁员和"智囊团"成员构成了初期"新政派"的主体部分。

在罗斯福宣誓就职的次日(1933年3月4日),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举行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几乎在同时,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即兵临长城脚下,开始攻打长城各要塞。

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罗斯福一把火烧了国会,我们也会大声欢呼说,"好哇,火到底着了!""

在罗斯福就职美国总统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写道:"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在人们如此巨大的信任和期待中上任。"

罗斯福就是在这种期待中走进了白宫,1933年3月12日,即罗斯福就职总统后的第8天,他在总统府楼下的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录音采访,工作人员在壁炉旁装置了扩音器。

总统表示,希望这次讲话亲切些,免去官场的那一套排场,就像坐在自己的家里,双方随意交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布彻说,既然如此,那就叫"炉边谈话"吧。

"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句话抓住了经济危机的信心根源,这次"围炉夜话"时值银行即将重新开业的前夜,他以亲切诚挚的声调、质朴实用的语句,对全国人民就银行暂停营业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劝告和教育。

他说:"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的,比如买公债、做押款。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转动起来……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把钱放在经过整顿、重新开业的银行里,要比放在褥子下面更安全。"

简短的谈话,化解了长期郁结在人们心中的恐惧、不安和迷惘。

"炉边谈话"堪称罗斯福的一大"秘密武器"。其实,早在他担任纽约州州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此项目的演练了。为了给那些固执保守且故意从中作梗的州议员施加压力,罗斯福就开始通过无线电广播进行每月一次、时长一小时的与民众"聊天"的尝试。

这一斗争武器成为后来白宫岁月里"炉边谈话"的预演和前奏。

到了白宫,罗斯福更是炉火纯青地把"炉边谈话"当作新式武器,为新政服务。

这一"时尚"也蔓延到国会。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给他们熟悉的或亲手选出的议员们写信,而谈论的则是罗斯福的讲话,是罗斯福带给这个国家的希望,并嘱咐他们支持这位"人民的总统",这种来自民间的无形的影响力,也在客观上为罗斯福的新政立法铺平了道路。

让后世的许多领导人都深为羡慕的是,罗斯福是少有的,人民认为可以和他互诉衷肠的总统。而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民众非常渴望相互之间,以及同他们的领袖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而罗斯福恰恰满足了他们的这个愿望,并且亲切地称他们是"我的朋友们"。据统计,在12年总统任期内,罗斯福通过电波与人民交流时,超过300次以"我的朋友们"的亲切称呼对他们表示欢迎。此前,威尔逊、柯立芝以及胡佛都曾尝试过用无线电广播打动选民,但都没法与民众建立起情感联系。

有人在来信中这样写道,"你在广播中称呼我们"朋友们",希望你不要对我在签名时写上"你的朋友"觉得我过于冒昧。"

另一封信则感谢罗斯福给总统职位带来了"大家渴望已久的名副其实的人性化接触"。

被电波温暖的,不只是民众,还有罗斯福自己。

罗斯福在1933年的美国,就像丘吉尔在1940年的英国一样--能够大胆地面对眼下的局势,面对它所有的黑暗、匮乏,鼓起公众的勇气和令人振奋的牺牲精神,以征服一场给他带来授权的危机。(11。丘吉尔)

第二章."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

1933年5月7日,罗斯福进行了Outlining the New Deal Program(第二次"炉边谈话")。在经济危机中,企业的恶性竞争、极度贫困的劳工及劳资关系异常紧张,使美国犹如处在一个火山口上,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可能。新政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工业的复兴是没有希望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制定相关的法规外,还必须取得企业和劳工的理解和支持。罗斯福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并强硬地指出,政府在各个工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

整顿金融:"新政"的第一板斧

美国历史上运气最好的总统要算是柯立芝了。尽管他被称为美国"最后一位保守主义总统",主张"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这也是以前的历届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第一,他是哈定总统去世以后直接接任的。这种情况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只出现过8次。第二,他在位的时间正好位于一战和二战中间,又是美国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经济发展最快的大繁荣时期,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这一段时期也因此被命名为"柯立芝繁荣"。第三,他正好在1929年股市崩盘以前结束了总统任期,把大黑锅交给了胡佛来背。胡佛只能自认倒霉了,在他上任的时候,股市出现崩溃的可能性已经不可避免了。

其实,胡佛在1925年的时候就看到了股市泡沫可能带来的危害。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必须把这个观点隐藏起来。

可是,在1933年2月14日晚10点,正当胡佛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临时演说时,美国整个经济系统开始总崩溃了。

这与2001年上台的布什何其相似乃尔!布什于同年初执政后,面对良好的财政局面或许过于乐观,同时也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当年就推出了巨额减税计划,使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2001财年的盈余急剧降至1270亿美元。到他第一任任期结束的2004年,美国从1970年代的最大债权国已经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1933年崩溃直接导致773家国有银行倒闭,涉及存款超过7亿美元,另有3,604家州银行挣扎在破产的边缘,涉及存款超过20亿美元。

其实,第一个全面崩溃征兆早在1932年10月31日就出现了。当时,内华达州的副州长宣布,银行业休假12天以挽救一连串的本地银行。1933年2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的银行暂停营业。到3月初,阿拉巴马、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肯塔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等州纷纷步其后尘。

全国各地的存款人都处在焦虑不安的情绪中。大萧条带来的紧张不安和关于日渐迫近的未来的谣言,导致了一波又一波提款浪潮。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储存和藏匿: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甚至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或者索性把现金寄往国外。

在罗斯福就职总统日的一大早(3月4日),赫伯特oHo莱曼州长关闭了纽约的银行,其他的地方也纷纷效仿。在大厦将倾的紧要关头,一直在跟这场危机作斗争的胡佛总统,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银行体系在他即将离开白宫的时刻分崩离析。于是,罗斯福政府采取了更多的迅速而有节奏的行动,从而开始了史称"百日新政"的时期。(12.纽约的银行)

当罗斯福在1901年,把"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开始涉足政界"这个决定告诉身为共和党人的总统叔叔时,对方怒而骂道:"你这个卑鄙的兔崽子!你这个叛徒……"此刻,罗斯福充当起了胡佛的"叛徒"。

行动来得既迅速又密集。罗斯福就任当天就宣布全国银行从3月6日起停业整顿(BankHoliday),直至调查清账工作完成才能重新开业,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关闭了全国金融大动脉的创举,立时让美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

首先是针对金融休克症下的几剂猛药。罗斯福早在就职前夜就指示财政部长威廉伍丁起草紧急银行法案,并限定他在5天内完成任务。同时,为了稳定民心和保护因挤兑风潮而日益减少的黄金储备,罗斯福于3月5日下午发布了两条总统通令--要求国会于3月9日举行特别会议,宣布全国银行休假4天。

全国银行休假,这是胡佛迟迟不愿也不敢采取的行动。此举虽属不得已而为之的承认现状的防御性措施,但有助于打破恐慌和紧张的状态,它更是一种使人振奋起来并隐约可见希望的婉词,是政府重整财经结构的第一步。

3月9日,国会特别会议在战时危机的气氛中召开,并在几个小时内通过了刚刚赶拟出来的紧急银行法。晚上8时半,法案即经总统签署生效。

该法案授予总统管制信贷、通货、黄金、白银和外汇交易的紧急权力;为了解决银行货币的欠缺,它委托各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各银行资产发行货币,授权复兴金融公司用购买银行优先股票的办法给它们提供流动资金;为了恢复国民对银行的信任,它规定由财政部对全国银行采取逐个审查并颁布许可证的制度,审查合格者方给予重新开业的执照;为保护银行储备和阻止黄金外流,它授予政府以完全控制黄金动向的权力,其中包括对囤积和输出黄金的行为实施严厉惩罚的权力。

与此同时,国家印钞局昼夜加班加点,赶紧印制新钞票,尔后由飞机分运至各州银行。

3月12日晚间,罗斯福在广播里以诚挚亲切的声调、质朴实用的语句对全国人民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劝告和教育。他解释了政府为挽救银行危机而实施的紧急步骤,劝告国民把积蓄送回重新开业的银行,并保证这将比放在自家床褥底下更安全。

在谈话的最后部分,他热切而坚定地说:"归根结底,在我们调整金融体制时,有一个因素要比货币更为重要,比黄金更宝贵,这就是人民的信心。执行我们的计划,其成功的要素就是信心和勇气。你们大家一定要有信念,一定不要听信谣言和妄加猜测而惊慌失措,我们要团结起来战胜恐惧。"

新总统这些贴切的话,顿时冰释了长期郁结在人民心中的疑团,以及对现存体制的不信任甚至敌对情绪。次日,银行在12个设有联邦储备银行的城市里开业了。人们携带着装有黄金和货币的大包小袋排起了长龙,此情此景与不久前发生的一幕幕有着惊人的相似,但那时是基于对银行深深失望的挤兑和提取,现在则是对其恢复信心的储存。

几天内,各州的联邦储备银行回笼了约值3亿美元的黄金和黄金兑换券。以此为储备,它又可以印制发行7.5亿美元的新钞票。财政部长伍丁批准某些银行可以让确需现款的存户们每户提取10美元的现钞,商业市场从此开始活跃了起来。不到1周,全国就有14771家银行开业(约占原有银行的3/4),交易所重新响起了电锣声,纽约股评价格上扬了15%,创下了纽约股市继历史以来单日最高涨幅记录。

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1933年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

1933年5月7日,罗斯福进行了第二次"炉边谈话"。在经济危机中,企业的恶性竞争、极度贫困的劳工及劳资关系异常紧张,使美国犹如处在一个火山口上,随时都有被摧毁的可能。新政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工业的复兴是没有希望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制定相关的法规外,还必须取得企业和劳工的理解和支持。

罗斯福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并强硬地指出,政府在各个工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

罗斯福对华尔街银行家的重拳一招猛过一招,为了防止再度出现银行和证券市场的失控的营私舞弊与投机行为,罗斯福敦促国会通过了《银行证券法》,并于5月27日签署生效。该法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监督新证券的发行,要求每次发行新债券时必须附有有关财务信息和出售方法的完整说明书,并规定公司的董事们在提供假信息时将负有民事和刑事的责任。

次年,国会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了《证券交易法》,据此建立了一个超党派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其职能在于加大对投机诈骗、操纵市场等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在参议院佩科拉委员会揭露出摩根等金融寡头骇人听闻的投机行为的同时,众议院小银行集团委员会的领袖亨利斯特高尔则针对这些不法行为的危害提出了相应的法案,即著名的《格拉斯--斯特高尔银行法》(Glass-SteagallAct,罗斯福于1933年6月16日签署)。

该法规定,将商业性银行和它的投资机构划分开来。前者只能从事吸收和发放贷款以及相关中介业务,而后者则只能从事证券承销方面的相关业务。以严防银行利用存款或联邦储备系统资金进行投机,并规定联邦储备系统对其成员银行拥有更大的节制权;为防止灾难性的挤兑和银行倒闭的重演,该法特准成立一个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一定数额的银行存款实行保险--这就把证券业务的风险和存贷款业务有效隔离开来,大大提高了银行系统的安全性。

大名鼎鼎的摩根银行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强制拆分为摩根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前者只能从事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后者则只能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在整顿银行的同时,罗斯福对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是毫不手软,先后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它要求建立一个政府机构来对证券交易进行监管,证券交易史上第一个"证监会"--联邦证券交易委员诞生了。所有的新股发行都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而且必须披露特定的信息。

这个规定看起来平淡无奇,因为它已经称为今天所有主要的证券市场的通行规则。但在此以前,华尔街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监管的场所,所有的规则都是由交易所自己制定,而交易所又是被一批所谓的金融家控制。他们利用内幕消息或虚假信息联合坐庄、操纵股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罗斯福让美国证券市场从自发监管过度到了政府监管。同时,他还采取了一连串被许多人认为大胆冒险的行动。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4月19日,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制。一些长期视金本位制为强国之象征的教条主义者为此惊呼:西方文明将因之而毁灭!

但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却识得此招的厉害。它增强了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所以,完全不能与那种单靠印刷钞票的通货膨胀之路同日而语。

正是这种不近人情的严刑峻法,使得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的情况从此大大减少,公司管理层必须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负责,因为任何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牟利的行为都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从而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信托责任,为美国建立全世界最高效的证券交易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罗斯福一系列的改革极大地稳定了市场,也使投资者的预期更明确,虽然二战的爆发又一次延缓了牛市的步伐,但这些改革的成功又为在战后将要在华尔街上演的一次真正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

罗斯福的新政一开头就以雷霆手段博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好评。连摩根家族也承认:"整个国家都充满了对罗斯福总统的崇拜。他就任总统仅一个星期的成就简直匪夷所思,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过程。"(13.失业的母亲)

罗斯福本人也激昂地宣称:"金钱贩子们(MoneyChangers)从文明圣殿的宝座上逃跑了,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恢复这个神圣殿堂古老的真貌了。"

此前,曾有人说过:如果罗斯福成功,他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名垂千古;如果失败,他就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则回答说:"如果我失败,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

罗斯福并不是个不甘失败的人,为重振摇摇欲坠的国民经济,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诸项改革措施--闻名世界的"百日新政",就此拉开了大幕。

以工代赈:穿透"黑暗"的一线曙光

2008年的美国大选,让我们再次领略了美国民主盛宴的大部分过程。就好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认识美国,必须"应当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该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察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

民意、民情、民智、民权是如何成为民主政治的?关照这一问题,美国初期的民主制度经历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过去、现实、未来。

"如果民主还有缺陷,那就是民主还不够多。"诞生在美国的这一警句穿越时空,振聋发聩。从美国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民主诞生于自由意识的苏醒。民治、民有、民享,他不是权力人物的恩赐之物,也不是暴力革命的必然之果,它产生于智慧、和平、商讨之中。

回朔1933年的3月,曾经太多的大戏、革新和复兴的希望--啤酒销量3.2%的回升几乎被看做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转折,但它至少是一个受欢迎的预兆,预示着另一次对最近传统的背离。在美国废止禁酒法之前,禁酒还是举国争论的热点话题。

1930年1月和1931年1月,有人就"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做过两次调查,在这两次民意调查中,全国经济联盟的成员都认为,禁酒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而失业则远远排在后面。正如本尼托o墨索里尼所言:"美国的事情,两句话就说完了:一是禁酒问题,二是林白事件。"

然而,胡佛总统却支持全国禁酒,他认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和经济实验,动机是高贵的,目标是深远的。"但他的支持并没能阻止违犯禁令的汹涌浪潮,以及联邦政府执行禁令的越来越力不从心。证据是威克沙姆委员会1931年的报告证实了公众已经不再支持禁酒。原因一是农民们需要卖掉他们的粮食和糖。二是政府还指望从联邦酒税中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财政收入。

共和党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但民主党人和罗斯福则强有力地要求废除禁酒令。罗斯福意识到,在这种民众内心郁闷的当口,以往的禁酒令(1919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八修正案,也就是《全国禁酒令》,规定自次年起,一切生产、销售、饮用酒类的行为非法。这几乎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笑话)已经是不合时宜了。这时候,人们需要的是抒发胸襟,是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1933年3月10日和13日,罗斯福连续向国会提交两份咨文,要求实行政府修改1919年禁酒法以使轻度啤酒合法化。

多年以来,围绕着私酒的制贩买卖,在许多领域勾心斗角,一时乌烟瘴气。参众两院在一周之内通过了节约法案和深得民心的啤酒法案。参众两院在一周之内就通过了节约法案和深得民心的啤酒法案。

就这样,时隔13年,啤酒第一次在美国合法地出售了。美国人载歌载舞,开怀畅饮:在纽约,啤酒厂用6匹壮马拉着一辆鲜红的装有栅柱的布希牌运酒车,前往帝国大厦,把一箱啤酒献给"1928年的义士"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在啤酒城圣路易斯,汽笛和各种警报器午夜齐鸣;在密尔沃基,庆祝的人群高唱《甜蜜的爱德琳》,把威斯康星大街挤得水泄不通。

随着全国禁酒令的废止,各州相继有了一个丰厚的收入来源。除了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北达科他及5个南方州都选择暂时保持禁酒以外,其余15个州成为专营卖酒州,尽管其中7个州允许私人在规定条件下销售。

新政时代的最后几年见证了地方法律不断延伸的网络。对酒精饮料征收的高额税收--由联邦政府和渴望资金的州政府征收--大大提高了合法商品的价格,以至于相当可观的私酒交易依然在继续。公众的意见和州法律都认为酒吧和酒馆的古老惯例是非法的,以支持专卖店、药店或杂货的的瓶装销售,而公开上酒成了鸡尾酒会、露天花园啤酒店、夜总会和酒馆的职责,在这些地方,人们是坐着(而不是站着)吃喝,男女两性的同时出现,至少给美国人的喝酒习惯带来了明显的改变。

多亏了从联邦禁酒到州管制的转变,酒的消费变得不那么疯狂了,对健康也不那么危险,但在工人阶级当中,在那些不喜欢鬼鬼祟祟和麻烦的人当中,酒的消费肯定是增加了。无论如何,美国人民对这一变化继续感到满意。

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两周,就扭转了一度冷漠和沮丧的美国,使其有了一种巨大的活动感:人民的精神面貌和对政府的信心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然而,罗斯福并未陶醉于人民的欢呼声中,他明白眼前的效果仅仅是防御性的临时应急措施的奏效使然。而着眼于全面整治大萧条的建设性举措才是带有长远的和根本意义的步骤。(14.失业者在接收救济)

1933年冬季的到来又将使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善于捕捉时机的哈里L霍普金斯相信,只有庞大的工程计划才能妥贴地解决这些问题。11月初,他力促罗斯福发起巨大的以工代赈紧急救援计划,以救济广大失业者及其家庭。

据说,霍普金斯是从楼梯下边进入政府的。他苦于一直没法见到总统,就趁劳工部长弗兰西丝珀金斯参加一个晚会的机会,把她拉到楼梯底下一个角落谈话(那时人声嘈杂,只有在楼梯底下谈话才听得清楚)。他向她说明,由联邦政府办救济事业,是当务之急。于是珀金斯小姐把他推荐给罗斯福。

11月8日,作为临时机构的民政工程管理局(期间换达几次名称:工程兴办署、公共工程署)成立,并从公共工程管理局中拨款4亿美元,由霍普金斯任局长(接着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霍普金斯的计划逐渐远离了直接帮助--最快速、最廉价、覆盖最广泛的方式走向"创造就业岗位",依据需要支付的工资,最终制定了按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就业的系统化的就业计划,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闲置的技能。

足智多谋的霍普金斯很快便使400万失业者投入联邦的各种工程计划,到1月中旬,4亿元经费已所剩无几。霍普金斯向国会提出了增拨9.5亿美元的要求,并获得通过。他将其中5亿用于紧急救济署,其余4.5亿用于民政工程建设。

民政工程的特点是简单易行,交工快,适宜于吸收大量非熟练或半熟练失业工人,便于救急。如修整公路、沟渠、园林、运动场、停车场以及改建、安装煤气和自来水设施。在这个格外寒冷的冬季,民政工程管理局的计划开支很大,摊子铺得很大,所以很难长期维持这种规模,但它在3个半月的成就已是令人难忘的:兴建和扩建学校4万所;铺设污水管道1200万英尺;建设机场469个,扩建529个;修理和建造公路25.5万英里;为成人教育和因缺乏教师而无法开学的乡村学校雇佣教员5万人;兴建和修整操场和运动场3700个。受惠者达到426.4万人。

此间最具创意的,是为成千上万失业艺术家提供就业机会的"联邦艺术计划"。当时,一些十分著名的画家、雕刻家都参与了进来。这个计划不仅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与艺术"亲近"的机会,也复兴了消失75年之久的壁画艺术。与此同时,戏剧家们则走进了工厂、农村,使得此前从未看过正规戏剧的普通民众亲眼看到了艺术家们的表演。

画家乔治比德尔曾颇有感触地说,"你知道这够奇怪的,罗斯福对画是几乎没有体验和鉴赏力的,我认为他对画不会有多大的兴趣。然而,他在这个国家里,却比任何人都对画家们干了更多的事--不仅使他们在贫困潦倒时不致遭受饥馑,而且还树立了这样的观念:艺术作品对美化环境是件好事,艺术家们是重要的。"

罗斯福指出,民政工程管理局的"组织和活动与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大小相似,后者主要是属于州和地方的计划,联邦政府虽实行一般的监督,并负担部分经费,但实际上是由地方管理和实行的。民政工程管理局却完全由联邦政府管理,90%的经费也由联邦政府拨给。"

这段话实际上同霍普金斯在底特律的讲话所流露出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对传统救济概念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表现在它突破了传统的单纯由地方政府和私人机关出面赈济的框架,而且在于它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和以工代赈的方式出现,并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以工代赈不同于纯粹的单向的施舍,因为正如罗斯福在亚特兰大市的演说中所说,单纯的施舍对具有正当自尊心的美国人而言,将会伤害要求保持个人独立的一切本能,而这种工作正是防止他们精神上颓废的屏障,"除了振奋精神之外,还带来了长久性的物质利益",雕塑家格曾博格勒姆说,"霍普金斯先生和民政工程管理局,可以说一下子把公家的援助从冷漠的事务变成了对人有益,又进而使人有用的活动……我相信,这是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可以把美国的灵魂重新领回到生活的乐趣中去。"

当时,"耙枯叶"成了上层中产阶级对以工代赈最有侮辱意味的代称,然而大多数耙过树叶的人却宁愿那样,而不愿排队领取施舍物或食品券。

联邦政府实施的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主要表现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公共工程管理局两大机构的活动。1933年4月10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综合治理田纳西河流域的法案,其全名为《麻梭浅滩与田纳西河流域发展法令》。依此法案创设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该局有权获得、建造和管理田纳西河流域的水坝,制造硝酸盐和化肥,生产和出售电力,主持防洪,收回边沿土地停止耕种,开发河流以供航运,以及一般地增进居住在该河盆地内的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它成为罗斯福任职期间最有深远意义和最为著名的,且对农业、工业和其他经济利益以及公用事业最有影响的法令之一。(15.田纳西河流域电站)

田纳西河流域包括横跨7个州的总面积约共4万平方英里的一大平地区。形成了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而又迅速趋于枯竭,水力很多但大都虚掷浪费的自然地理单位。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10年内就依法达到了地区性综合治理和全面发展规划的目的。该局先后建造了大约25座水坝,用以防洪,制造硝酸盐和生产电力。架设了约5000英里传输线,并向附近社区出售收费低廉的剩余电力。1932年这里仅有2%的家庭用电,到1937年上升为14%,到1960年达到全部电气化。

作为促进该流域"有秩序而恰当的物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机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将许多边沿土地收归国有并停止耕种,兴办公共卫生和娱乐设施,发展第三产业、教育农民科学种田、帮助改善这一地区的民俗习惯。几年后,这里绿树成荫,工业复返沿河地区,人工湖成了度假区,田纳西河更是全程通航。该流域的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大提高,生活方式得到了更新。

可以说,整个工程既是经济计划工作的杰作,又是更新和发展一个地理区域的重要实验,尤其是它在所有制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正新颖而富于想象力的设计"--新型的国家所有制,使国家具有经济基础属性和组织经济生活的职能。其概念和方法,很可能是"新政"对美国政府的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贡献。而从各个方面看,它也是"新政"计划里最有持久意义的一项成就。

总统的气魄+经济学家的睿智=?

1933年3月4,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此时的美国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之中,人民迫切希望出现一位强有力的角色来改变这一切,而罗斯福正是这样的人物。同一年,绝望中的德国人把政权托付给了希特勒。从这一点上看,罗斯福和希特勒并无多大区别:都是在国家处于极度困境之时走马上任的,但他们分别为自己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罗斯福因此而成为世界历史的伟人,希特勒则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

尽管1921年8月冰冷的海水使罗斯福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症,以及终生残疾的前景,并没有使他放弃理想和信念,他一直坚持不懈地锻炼,企图恢复行走和站立能力,他用以疗病的佐治亚温泉被众人称之为"笑声震天的地方"。

这位身残志坚的总统在实行新政的100天中(自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也如他在1921时的表现,处处显示出他那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精力:他一共发表了10次重要演说,制定了全新的外交政策,建立了每周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各两次的惯例;宣布废除了金本位制,向国会提出了15篇咨文;指引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其中包括银行存款实行保险、向抵押住宅者发放新贷款、对金融市场进行改革、发放40亿元联邦救济金、准许公开出售啤酒及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农业调整管理局、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等一系列法令)……

历史总会制造一些惊人的巧合,这一点总会引起后人的感叹。1930年代的美国,1930年代的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与今天相比,是何其相似!

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56任总统。之前,美国以"反恐"为由先后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给布什政府每年增加了巨大的军费开支。这一减一增使美国财政形势急剧恶化。2002财年美国财政重新出现赤字,而且一下子就高达1570多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

经济学家分析指出,下一任总统接下的将是50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民主党重量级参议员里德在参院致词时说:"谈到财政赤字问题,现在这位总统打破了以往所有的纪录。"

如果加上最近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资金,布什政府任内造成的联邦财政赤字将超过万亿。而此时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到导致的全球经济危机与罗斯福入主白宫时的大萧条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必须面临恶劣的经济环境、艰巨的任务和挑战,于是,人们也总是有意或无意的把奥巴马与罗斯福联系在一起。(17.奥巴马)

"你想打仗么,布什总统?那么,让我们这样结束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战争:通过高效协同的情报部门,封锁恐怖主义的资金网络,建立健全的国土安全体系。而不仅仅是用颜色分级的警报。你想打仗么,布什总统?那么,那让我们先打一场仗,保证联合国视察员可以履行职责,督促我们严格遵守不扩散条约,保证像俄罗斯这样之前的敌人和眼下的盟友保护和最终消除它们的核武器库和核原料,禁止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使用他们已经拥有的这种恐怖的武器,并确保我国的军火商人不再为这地球上数不清的战争添油加料……你真的想打仗么,布什总统?那么,让我们先为能源而战:制定明智的能源策略,不是去迎合埃克森、美孚这些石油巨头的利益,而是要摆脱我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战争,这才是我们愿意奔赴的战场,让我们对无知和狭隘开战,对腐败和贪婪开战,对贫穷和绝望开战。"

但是,面对次贷危机的奥巴马能否如他指责布什政府的政策失调和失控、愚蠢和徒劳时候那样有气魄和胆略?能否如克林顿所言:"奥巴马的身世和他的生活经历赋予了他独一无二的能力,让他能够领导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的这个越来越多样化的国家。"并且能够"改造联邦政府,重播美国梦想。"

但愿他能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期望的那样:在未来的四年里,我们会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把我们的军队从伊拉克撤回、稳定经济、解决气候危机。巴拉克奥巴马显然是最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给美国带来变革的候选人。而他能否如一些人所欲言的,将成为如同罗斯福一般力挽狂澜的美国总统,就只能等待时间饿检验了。

新政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罗斯福自己也说过:"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吃惊。"为了想出更好的应对危机策略,他还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挑一个办法试试看嘛。失败了,就另换一个。总之,要搞点什么试试。"他认为自己在大选中这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人民授权他进行改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

保守派的《波士顿纪事晚报》发表社论说:"目前应由总统独揽大权。这样做势必引起史无前例的复杂问题,但是人民思变之心太切,就是任凭总统一人独断专行,他们也心甘情愿。"参议员布顿o惠勒说,为了罗斯福总统,国会议员们"就是像马戏团的动物那样跳火圈,也干。"查尔斯o米切尔森说,即使有人说罗斯福"长着一副透视眼",他们也会信以为真。

约翰o根舍也说,如果罗斯福当时想搞独裁,易如反掌,"我们往往忘记在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凌驾一切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但是,罗斯福还是主张遵循宪法来办事的。他说,他要像西奥多o罗斯福那样,做一个"热心布道的总统"。

诚然,罗斯的一切作为都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

凯恩斯的不朽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摆脱经济萧条。这本书后来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用来解决经济危机的宝典。因为当时罗斯福正在努力和经济萧条搏斗,而且也是通过加强政府干预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所以人们长期以来总是把罗斯福当成凯恩斯主义者。罗斯福的政策实践,与凯恩斯的名著,二者交相辉映,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范例。

1933年底,凯恩斯在《纽约时报》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称赞罗斯福:"你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你大功告成,那么将无处不以新的更大胆的方式进行尝试。"

凯恩斯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借助总统的好感,来推销自己的"凯恩斯主义",他确实达到了目的。罗斯福实行新政时,受到美国一些守旧派人士的反对,有凯恩斯这样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支持,罗斯福当然很高兴。1934年6月,当凯恩斯受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访问美国时,通过劳工部长珀金斯的介绍,"顺便"会见了罗斯福。凯恩斯终于得到了向最高决策者推销自己的思想的机会。

但这次会见的结果并没有预料的那么好。罗斯福希望凯恩斯把事情说得具体些,不用数学公式推导,而用经济常识推理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

后来,罗斯福写道,他同凯斯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谈话"。实际上谈话很冷淡。凯恩斯态度矜持得近乎傲慢,而罗斯社也不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来走向繁荣。由于只"谈了些玄虚的经济理论",罗斯福认为他"留下一整套废话","他应该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但他还是介绍凯恩斯与政府一些关键人物见了面。凯恩斯见罗斯福对他的理论颇为茫然,也对罗斯福感到失望,表示他"曾经想像总统在经济学方面会懂得更多一些",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在绕着弯的说罗斯福根本不懂经济学。

那时,尽管新政抽得令人眼花缭乱,可是受政府救济生活的美国人仍在1800万以上。例如阿肯色、密西西比及南卡罗来纳州,90%的赈款是由联帮政府拨给的。无疑,罗斯福已经把美国从混乱中解救了出来,但是经济萧条依然无法彻底消除。凯恩斯说只有政府每年出现3亿元赤字,经济才能完全恢复。在他走了以后很久很久,华盛顿人士对他这个建议还记忆犹新。

罗斯福确实既不喜欢凯恩斯,也不喜欢凯恩斯主义。他在大选时严厉指责胡佛花钱太多、并把胡佛政府称之为"美国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开支最大的政府"。当选总统以后,他又把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伤残军人补助金"太高了",便把每月40美元降到20美元,并对各州施加压力以大幅度削减教师的工资。罗斯福始终坚信预算应该平衡这一信条,以至于他要求国会减少支出以便"维护美国政府的信誉"。

不过,罗斯福的行动与凯恩斯主义完全背道而驰。

说罗斯福是凯恩斯主义者,也是有事实根据的。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分为两个方面:(18. 凯恩斯)

一是进行制度建设,包括前面所说的银行体系和证券体制的变革等等,这些变革跟凯恩斯主义毫无关系;

二是罗斯福的短期经济政策,包括扩大就业,发放救济,提高农产品价格以援助农民,兴建公共工程等等。所有的行动实际上就是胡佛政府"干预政策"的翻版,并且罗斯福做的更多,导致了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从这个方面来讲,罗斯福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凯恩斯主义者"。

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财政赤字的大小并不是判断政府财政是扩张还是紧缩的标准。因为当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的收入会减少--企业利润降低导致企业所得税减少、工资下降导致个人所得税减少,交易行为减少会导致营业税减少等等。同时,政府的开支会自动上升,因为失业人数增加会导致救济金发放增加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出现赤字并不能说明财政是扩张性的。

2009年的美国的情形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正面临着最严重的经济困境,高居不下的失业率虽然没有大萧条时期超过20%那么严重,但大萧条时期,只有大约10%的美国人拥有股票,而现在,拥有股票的美国人近50%,68%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宅,因此,房地产危机以及金融危机使多数美国人遭受重创。他们或许不一定都会失业,但肯定无法再乐观。

可以说,美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处于一个"萧条时期",这将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同样被经济危机推到总统的位置上。罗斯福原本计划在1936年竞选总统,因为他和他的顾问们都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胡佛总统肯定会顺利连任。但那场经济危机改变了一切,于是,罗斯福在1932年踏上总统竞选之路,并且一举成功。

奥巴马也一样。如果不是眼前的经济危机,奥巴马与麦凯恩的总统之争结局难料。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加上麦凯恩的应对无方,使奥巴马提前锁定了胜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奥巴马和罗斯福都是被一场经济大危机推到了总统宝座上,而这场经济大危机也决定着他们的政治遗产。

在罗斯福时代,美国放弃了传统的自由市场理论,开始实施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标志着美国经济的一次重大转折。而在目前的奥巴马时代,美国同样面临一次重大转折:信奉自由市场的理论已经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信誉,国家干预将再度回归。在这种意义上,奥巴马似乎承担着和罗斯福一样的重任。

潘恩的形象不至于像亚伯拉罕林肯或切格瓦拉那样被印在T恤上或纹在身上,但林肯最推崇托马斯潘恩,潘恩那清晰、雄辩的形式,张扬的气魄,让林肯为之心仪。不知奥巴马对罗斯福有无此种感觉?可以肯定的是:罗斯福也将为他提供更实用的经验和教训。因为,罗斯福的新政措施使美国从萧条走向复苏乃至繁荣,也成为后来美国遭遇经济困境时的常用手段。

对于奥巴马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学习资料。

凯恩斯主义:拯救世界的"万灵丹"?

金融危机不是一个新生词汇,可它一旦发生了,就会令整个世界为之震颤:英镑崩溃、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经济崩溃、南美经济危机、新经济泡沫……

谁感染了它,谁的财富就会缩水,谁的事业就会风雨飘摇,谁的工作就会朝不保夕。因为,它就像病毒一样,如影随形,极具感染性,只要你不小心碰到了它就很难摆脱。在美国,每次金融危机发生后,身处其中的人就像做了场恶梦一样。仿佛一夜之间,财富没了,工作丢了,原有的一切都被无形的魔掌夺走了。无数的纳税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掠夺者将他们的财富据为已有。

1929-1933年的大萧条差点毁了美国,甚至有人说"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这一段时期可以说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一场噩梦,它给美国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然而,幸运的是这场危机成就了一位伟大的总统--富兰克林o罗斯福,他将地狱边缘的美国拉回了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恩斯主义被西方各国政府奉为圭臬。

例如,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经济虽有起伏,但由于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减少政府开支、收缩银根,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用财政支出和货币扩张来缓解衰退,经济的起伏要比战前平稳得多: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4.6%,生产率年平均增长3.2%;5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为4.5%,60年代为4.7%;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平均上涨率仅为2.5%。这一时期,被称之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黄金时代"。

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只要掌握了凯恩斯主义的法宝,就可以战胜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政府的干预下走上经济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一个有钱的政府就像慈爱的父母一样,给国家的所有人民提供医疗、教育、养老、失业补贴等等各种各样的保障。

然而,就是在这种"凯恩斯幻觉"中,却隐藏着危机。由于各种福利实在太好了,人们即使不参加工作也无需担心生活问题,因此,劳动力供应不足,工资上升。1968年,美国单位劳动成本上升了4%,1969~1970年上升6%,1970年后工资上升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

尽管罗斯福对凯恩斯主义所持的态度相当冷漠,希特勒却对凯恩斯推崇备至。

1932年春,希特勒主要的经济顾问奥托瓦格纳曾经把凯恩斯的《货币论》拿给希特勒看,事后两人还就该书"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他们当时共同认为:"凯恩斯既不认识我们,也不熟悉我们的观点,但却强烈地将他自己置于通向我们的道路上。"对此,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德文版序言里写道,"这本书是对英国古典主义或正统主义传统的一种摆脱,但这种摆脱在英国遇到了相当可观的抵抗,"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深深触动德国读者"。

希特勒及其同僚们如此关注凯恩斯的著作,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们是一群最可怕、也是最执著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从不拒绝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以实现其"扩大生存空间"之目标。(19.希特勒)

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在德国如此受欢迎,还在于德国拥有适宜的土壤。

首先,德国有注重政府干预的经济学传统。德国是一个集体主义传统非常浓厚的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有着悠久的传统。

其次,希特勒纳粹的法西斯统治,相对而言也更有条件推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用凯恩斯的话讲,其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更容易适应一个集权主义国家"。如果仅从短期经济指标看,以"通过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并通过投放生产性贷款来资助公共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纳粹经济纲领,应该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希特勒和罗斯福在1933年同时上台,5年之后,到1938年底,德国的失业率几乎降到了零(失业人数不到4万),国民生产总值为1928年的1.8倍,而这一切均和同时期的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但是,希特勒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这种经济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先是庞大的公共工程支出然后是巨额的军事订货,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物价稳定和维护政府信誉,政策选择空间就很小了:压低工资水平,高税收或高债务。

希特勒政府采取了大量发行国债,一边大量印钞票、一边收缩银根限制民间资本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高税收。失业率几乎为零,但是工人的工资非常低,生产出来的战争物资以及巨大的公共工程无法用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工资率被政府强制压低的情况下,国内市场的需求极为狭小,国际经济又一片萧条,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为政府带来经济收入,弥补财政赤字,除了用于战争消耗以外几乎没有别的用途。

总之,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经济均衡,经济繁荣的背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这种情况绝不可能持久,要想不引发经济崩溃几乎没有可能。

没有等到8年,希特勒德国的经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要么国家信用破产政府下台,要么发动战争从外部攫取资源和市场。纳粹政府选择了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胡佛和罗斯福执政的前六年,通过扩大政府开支都没有能够使美国经济战胜萧条,实际上还延缓了经济的复苏。但希特勒成功了,罗斯福在二战全面爆发之后也成功了。这说明在经济陷入严重萧条的时候,如果想通过凯恩斯主义来解决问题,就必须把政府干预扩张到战争时期紧急状态的程度。

但是,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是真的发生大规模战争--而且还必须打赢,国家财政就有垮台的危险。这个矛盾如何解决?直到今天,凯恩斯主义者也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第三章."我们不拆伙"

1933年7月24日,罗斯福进行了On the Purposes and Foundations of theRecoveryProgram(第三次"炉边谈话")。他看到了复兴计划的坚实基础,这就是人民之间的"谅解与合作"、"共同的盟约"。他在交谈中申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在战争中,在夜战的朦胧中,战士们都在肩头儿戴着明亮的标志,以避免同志们自相射击。根据同一原则,在这项计划中合作的人,也必须随时都能互相识别。""我们不拆伙","我正在要求工人们以谅解和协助的精神和我们同行"。

新政药方――NRA

曾经采访过欧洲主要国家首脑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夫人在1936年6月21日的《纽约时报》上撰文,就罗斯福、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执政者的外貌作了比较。她发现后两者为执掌政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张和焦虑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艰难时世令他们面容憔悴,过早衰老;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造成的令其精疲力竭、焦头烂额的时局,他们在嫣然独处时显得疲惫而困惑。

而美国的罗斯福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象:总统职务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之少令人惊异,他在愉快而自信的神情背后保持着一份超然的宁静和安祥。"他体重略增,华发少许;几乎就同就职那天一样硬朗健康。他脸色晒得黝黑,眼睛碧蓝明亮;自上次竞选以来度过了极其折磨人的4年时光后,这双眼睛反而比过去更加敏锐、好奇、友好而深不可测了。"

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当然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但其中应该有这样一点,即同为国家首脑,罗斯福的内心世界所观照的外在环境以及正从事的事业迥然有异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且在这方面甚至有着质的不同。如,为了恢复美国要萧条时的经济,罗斯福的一切所作所为就是例证。

为恢复工业,1933年6月16日国会通过了《全国工业复兴法》,根据该法成立了国家复兴署(以下简称NRA)。署长由特立独行的军人和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是政派中风头最健的人物休o约翰逊将军担任;由唐纳德里奇伯格任总顾问。尽管这是罗斯福为复兴所开出的主要药方--NRA是一副补药,附带一副改革的泻药:罗斯福的目的旨在刺激购买和销售,让闲散人员重新回到私营企业的工资单上,促进消费,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禁止童工,强化劳资双方集体议价,减少竞争性的浪费,制定最低限价。

约翰逊将军在描述NRA时,还是打了一个寓意巧妙的比方:"开头是看烟火,后来是放冷箭。干这件事,好比睡在断头台上跟人打赌,希望万中得一,刀子不下来。"而NRA的确有点像一场足球赛,派出的队员虽然十分出色,最后却输了球。(20.职业介绍所前的失业者)

罗斯福在签署这项法案的时候曾预言:"它将作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所通过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立法而载入史册。"这番太过乐观的话,无疑是源自当时的狂热,以及希望:同样的士气能够维持到复兴开始之后,而且,一家经济计划机构就能满足全体公民五花八门的需要与渴望。

NRA是作为温和的联邦监管之下的工业自治中的一项实验来构思的,它并非没有先例。胡佛总统曾鼓励同业公会采用公平执业规范和限价协定,如今它们又被邀请来做这些事情,而且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

美国商会的代表们(他们一直鼓吹稳定价格以防止大幅度削价)帮助制定了1933年6月的《全国工业复兴法》法案。实际上,企业界同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以换取联邦政府帮助调控价格。因为对代表劳工、雇主和消费者的顾问委员会的批评,行业领袖们所提出的每一条法规都被听取,然后行政官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在权衡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之后,再把修订后的法规提交给总统,作最后的批准。

素有"铁裤汉"之称的约翰逊宣传工作做的很到位。他画了一只蓝鹰作为NRA的标志,并在下面写上"人尽其责"几个字。还发起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蓝鹰游行,并向全社会征集兰鹰之歌。NRA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全国舞蹈家协会还特别设计了一种新的舞步,定名为"妮拉",而1933年出生的许多女孩子,也都被家长起名为"妮拉"。

约翰逊还在对记者的采访中提出了严厉警告:"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谁要是不尊重这只神鸟,后果自负。"凡是遵守NRA法规的企业可以在厂门店面挂上蓝鹰徽。开汽车上街的消费者就在挡风玻璃上帖上这个图案。有4个女孩在背上刺了蓝鹰花纹。8000个儿童在旧金山垒球场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蓝鹰徽。巴斯比o伯克利把《舞台大观》最后一场先排成美国国旗图案,再组成罗斯福像,最后排成蓝鹰。

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如此。雇员在2人以上的所有雇主(自由职业者和农民除外)被要求到蓝鹰之下签到。超过225万家公司登记,涉及到的雇员达1,600万人以上;最后囊括了2,200万人。一揽子协定充当了临时政策,让白领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最低工资从每周12~15美元;蓝领工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每周工作35小时,在季节性的间歇期可以增加到40小时。

1933年7月24日,罗斯福进行了第三次"炉边谈话"。他看到了复兴计划的坚实基础,这就是人民之间的"谅解与合作"、"共同的盟约"。

在谈话中他申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在战争中,在夜战的朦胧中,战士们都在肩头儿戴着明亮的标志,以避免同志们自相射击。根据同一原则,在这项计划中合作的人,也必须随时都能互相识别。""我们不拆伙","我正在要求工人们以谅解和协助的精神和我们同行"。

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波士顿市市长詹姆斯o迈克尔o柯里把10万名儿童集合到波士顿广场,带领他们宣誓:"我要做一个美国的好公民,保证为全国复兴运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买东西只在蓝鹰商店里买。我一定劝家里人在9月份买东西(当时约翰逊发起了一个"现在就买东西"的运动),而且只买美国货。我决心帮助罗斯福总统,让美国重新过上好日子。"

而纽约的游行队伍比其他所有城市的规模都大:有25万人参加,走了10个小时,观众达200万人。参加游行的还有1000名理发师,10000名银行家、经纪人、交易所职工,20000名成衣工人。检阅台上放了50只信鸽,给罗斯福带去贺信。

全国在NRA领导下,已经有100万雇主签名表示愿意遵守全行业性劳动工资规定,有900多万工人依照这些规程干活。但是,这些雇主绝大部分是小企业主。在纺织、采煤、石油、钢铁、汽车、木材、服装、批发、零售和建筑10大行业中,只有纺织行业签定了行规。不管什么蓝鹰不蓝鹰,煤矿的私雇警察照样向矿工开枪。就连享利o福特也不肯尽他那一份职。约翰逊将军一气之下把自己那辆福特公司的林肯牌车卖掉,另买一辆通用公司的卡迪拉克牌。

与此同时,将近800个商品和服务的制造者和销售者团体的代表们--从钢铁巨头到蜂蜡漂白工,从压碎机制造商到私塾学校的校长,齐聚华盛顿,订立各自行业的法规。在这场大改革中,似乎没有哪个行业想被忽略,也不管这一行的执业需不需要法规汇编。总共将近800部法规,其中很多法规是联邦官员与实业家(他们知道得更清楚的是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是什么)之间经过焦头烂额的商议之后,仓促起草的,在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审查评估的情况下便获得了批准。

NRA减少了童工和血汗工厂,给工商业和工作条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倾向于为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工薪阶层制定单一的标准,并通过缩短工作时间从而导致1,300万失业工人当中有将近200万人重新就业。或许,其所有的直接影响当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对信心的恢复。数百万人第一次觉得,国家正在做一件全民协力合作的大事情,为的是战胜大萧条。

但是,银行可以保住,农民可以得救,挨饿的人可以给饭吃,奔腾澎湃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是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工业上有许多问题却不是凭法律可以解决的。《全国工业复兴法》没有达到罗斯福所期望的复兴工商业的目标。

约翰逊将军夸口,要藏起自己的疑惧,用铁手套里的天鹅绒手腕管理这家机构,他的领导起初被证明像肾上腺素一样有效--接下来,像大多数兴奋剂一样,也开始失效。行政管理的错综复杂,与其他联邦权力部门的协作乏力,以及某些商人对"不公平竞争"的强烈抗议--意思是别人比他们挣的钱更多--增加了混乱的嘈杂喧闹。

可是,物价往往比工资涨得更快,1934年1月,尽管约翰逊将军苦口婆心地劝告一帮商人:"把价格压下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把价格压下来。这是通向复兴的坦途,而且也只有这么一条坦途。"在传统上工资较低的地区和行业,比如在南方的厂矿城镇,雇主对NRA的回应常常是利用强化劳动和加快速度,以实现同样的产量而无需增加工资的支出。更有甚者,NRA仅仅根据工时而不是根据产量来定工资,这歧视了那些规模更小、机械化程度更低的工业企业。结果,NRA常常把制造成本提高了一半以上,要不就是鼓励抛弃手工工序和陈旧设备,以至于加快了技术性失业的周期。

人们违犯蓝鹰标志法规的方式五花八门,以至于几个月之后公众变开始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约翰逊将军对那些"骗子"大发雷霆,威胁要"制裁",但白费力气。缺乏热情而又经费不足的管制,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像全国禁酒令在它奄奄一息的那些日子里一样松松垮垮。强制执行的猛烈发作,带来了跟士气受挫一样的结果。某些争强好胜的州所通过的"小NRA"法律使混乱变本加厉。

当泽西城的一位小裁缝因为把套装的价格压至低于州里的法定价格而遭到监禁的时候,NRA的反对者们便利用这一事件,谴责联邦政府,尽管它并没有直接卷入此事。违抗蓝鹰的反叛者是外表粗犷朴实的老亨利o福特,他因此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但他在销售上他没有遭受明显的损失。事实上,在不断高涨的反对NRA的呼声中,老亨利o福特开始在保守派圈子中被当做英雄一样受到欢呼喝彩。(21.露宿在纽约的失业者)

如此多的诅咒瓢泼大雨般地砸向NRA,它的法规又是如此越来越难以修订和执行,以至于当最高法院在1935年5月27日废除这项法案把国家交给"马车时代的州际贸易的定义"的时候,甚至当国会正在争论是否延长它最初规定的两年寿命的时候,新政的参与者们很可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政府主张地方家禽市场应归类为州际贸易,布鲁克林一家家禽批发公司因为无视活禽法规、销售"不适当的小鸡"而被政府起诉。法院的裁决是,国会在授权总统制定管制那些仅仅"间接"涉及州际贸易的公司的法规这件事情上超越了它的权限,最高法院尖锐地指责一个"完全集中的政府",其原因就是所谓的它干预地方事务。

随即,NRA受到了来自几乎各个方面的日益猛烈的攻击:自由派担心反托拉斯法的暂停实施会滋长一种被迫业巨头把持的计划经济,他们批评约翰逊权力过于集中,有个人独裁作风;工人们对法规第7条第1款的精神和意图被有意规避表示严重不满;消费者们因物价上涨而怨怒不已;最高法院指责该法案侵犯了为各州保留的那一部分商务权力。

即使是被认为得到不少便利和实惠的大片业家也在抱怨政府控制了他们与劳工的关系。正如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就更漫长的向繁荣攀登的努力而言,NRA所带来的制造成本和价格的增长却减缓了、而不是加速了。于是,被罗斯福称之为"美国国会所颁布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立法"被最高法院裁决为违宪。

但是,毋庸置疑,NRA的确促成了1933年的小景气,改进了工作条件和劳工的地位,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换句话说,NRA尽管作为一项复兴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却成功了。

据《陆海军纪事报》日后的报道,由于军事拨款一般极少,许多陆军兵营和海军基地也全靠NRA的工人才免于失修。没有NRA的各项建设工程,美国经济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就不能那样发展。没有田纳西河流域工程(这是罗斯福的百日新政期间的遐想之一),那2颗结束第二次大战的原子弹也就制造不出来。

固然,制造原子弹不是兴办田纳西河工程的主要目标,它开始只是沿河建筑一系列水坝,向本流域内的居民供应和出售电力。但是结果是防止了河水侵蚀300万英亩的农田土壤,把整个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9倍,而且原来投入工程的资金已以缴纳联邦税的方式全部偿还。

这项建设本是参议员乔治o诺里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但是计划的实现还是靠罗斯福。罗斯福刚到白宫,就给诺里斯写信说:"一俟目前这批紧急法案搞完",就希望他来谈谈有关"田纳西流域的发展计划"。人们感到,有这样一位总统在,无论想做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强硬的心:与最高法院"掰手腕"

新政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它是在激烈的反对声中进行的。罗斯福被政治对手描绘成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新政则被称为"凶政",习惯于以大企业为社会生活中心的企业界直接加入了这一攻击,对新政立法发出一阵阵抗议。新政也遭到激进势力的攻击,他们认为新政走得还不够远,因此鼓动"分享财富"运动,鼓吹银行国有化,以这些不可能实现与不负责的计划来迎合下层选民。

阻挠首先来自保守的最高法院。罗斯福任总统时,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多半年逾古稀,被称作"九老院"。最高法院一直坚持自由放任的理念,敌视新政立法,一个个改革立法遭到它的砍杀,最高法院甚至否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有权规定最低工资,这实际上是宣布血汗工厂合法。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有司法复审权,即有权以违反宪法为由宣布国会通过的任何法律为非法。

谁都知道,解释司法是最高法院的职责。首席法官查尔斯o休斯早在30多年前就说过:"美国政府要照宪法办事,可是什么合乎宪法,什么不符合,这由最高法院法官们决定。"休斯在思想保守方面可以作为当时司法界和律师界的典型,《时代周刊》也说:"难就难在这一点,休斯早年也曾发出珲自由主义的烈焰,可是如今只有一堆保守主义的热灰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儿:罗斯福所提的法案是自华盛顿指挥的独立战争后最有革命性的创议,而这些对新法拥有裁判权的法官们却都是些旧秩序的拥护者。这就无可通避免地促成了罗斯福与最高法院的冲突。(22.美国最高法院)

这些在联邦地方法院审理讼案的法官大多数为共和党效过劳,或者为大公司当过辩护律师并由此而出名。之后,他们便成为公司股东、受托管理人、名流俱乐部的会员。

在他们穿上黑袍端坐高堂时,看似像铁板一块,其实早已分为三派:第一是以威利斯o范o德万特为首的强硬派。他们向亚当o斯密顶礼膜拜,比胡佛总统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有谁胆敢干扰自由经济的基本"定律",他们就可以把其定为犯罪;第二是以休斯为首的一派。这一派处于中右,投票时也采取这种立场。可是因为信念不坚,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左右摇摆;只有第三派本杰明o卡多佐、哈伦o菲斯克o斯能、路易斯o布兰代斯三位完全是新头脑。

尽管如此,在罗斯福执政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联邦法院已经发出大约1600个指令,禁止施行新法,这无异于以私人资格作出的决定。此外,那些名牌大律师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新法。通过自由联盟批驳《瓦格纳法》声明的典型例子,就可以看出他们使用这种手段的伎俩。

其实,罗斯福与最高法院的冲突早在1935年春就开始了。当全国制造商协会把《瓦格纳法》声明印发给会员们,并怂恿他们违抗那些已由国会通过、经总统签署的法律,理由是法案是"违反宪法"时,罗斯福就认识到:所谓"违反宪法"是个不能再拖延的问题了,因而在联邦地方法院判决《全国复兴法》违反宪法时,立即上诉最高法院。尽管最高法院9位法官所持理由不同,却一致认为这个法案无效。

1935年5月27日,休斯宣读的判决书,被新政派称为"黑色的星期一"的这天,最高法院在审理一起案件中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说什么《全国工业复兴法》广泛授予立法权力就是"授权胡闹"。休斯斥责总统违法乱纪,甚至破例对总统和国会发出警告:不要以宪法授权管理州贸易为理由,乱订内容广泛的法规。

罗斯福被彻底激怒了。到星期三他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罗斯福说:最高法院星期一的裁定非同小可民,"自德雷德o斯科特案以后,大概哪一个裁定都没有它那么重要。"他评论首席大法官休斯的意见书,说休斯认为做买卖基本上是地方性活动,应由各州自行管理;即使这些买卖对全国产生影响,联邦政府如出面干涉也是违法行为。休斯拒不承认48州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大集体,因而可以说,他是在暗示:无论发生了多大的全国性经济危机,华盛顿政府也无权过问。罗斯认为这样看待州际贸易,是"马车时代的老皇历"。休斯警告总统,罗斯福也对休斯发出了警告。

司法部长认为,最高法院和罗斯福势成水火,难以相融。他愤愤然:"总统先生,我告诉你,他们就是存心把我们毁掉啊。……总要想个办法,把最高法院那帮家伙搞掉。"

不过,罗斯福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在1935年12月给伦敦海军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写信说:"尽管最高法院多数法官反对我们,赫斯特报系和全国85%的报纸也唱反调,形势依然良好。"然而,在1936年1月6日,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判定《农业调整法》侵犯了各州政府的权利,因而违宪。

罗伯茨法官代表多数意见宣布农业是地方性生产事业,要是把它也当成是全国性生产事业之一,就是侵犯各州政府的权利,"中央政府势将乘机对各州都肆意干涉。"如果这样解释宪法,不出人意料那是假话。这令区奥瓦州区姆斯附近的农民深感愤慨实属必然。可是,保守派法官并不在乎,进而又以6票对3票废除《证券和交易所法》。萨瑟兰法官说,谁调查华尔街的交易,谁就是滥用职权,这与"星法院"的非法行为同样难以容忍。

接着,《格菲-斯奈德煤矿法》以5票对4票又被推翻,理由是煤虽然被运销全国各地,但采煤仍然属于地方性的企业;《农场抵押法》无效,因为该法不经法律手续剥夺债权人财产,总统无权更换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因为该机构属于国会而不是一个行政部门。

之后,《城市破产法》也以5票对4票宣布无效。该法的要求实在是有限,只是说地方政府公债可由各州和中央合作加以调整,但是否要这样做,主动权仍在各州。如果照这样下去,全部新法都有被宣布作废的危险。显然,在保守派看来,不论中央政府帮助地方解决什么难题,都要作非法行为看待了。

自从最高法院成立整整140年来,宣布废除的法律只不过60种,而在新政一年多的时间里,最高法院在休斯主持下竟然一口气把罗斯福的新法取消了11种之多。

在此次审理中,最高法院最后一次,也是最惊人的一次是发表于共民两党召开代表大会前夕,废止的《联邦工资工时法》。巴特勒在代表多数法官撰写的意见书上一口咬定:"关于"法定手续"的条文已经规定,就个人事务签订合同的权力,是应予以保护的自由权。……在签订雇工合同时,双方一般都已获得平等权力,能够以个人谈判的方式从对方取得最于己有利的条件。"

根据此说法来推理一下,曼哈顿区纺织厂里15岁的女工,在她们跟家财百万的厂主签订每周工资2元3角9分合同的时候,已经充分享受到了这一"神圣权利"。无论华盛顿还是各州,对于这样"神圣权利"都不应侵犯。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这样的法权谁都没有。

在这种"不可理喻"的宣判之后,有人就在新英格兰各州、北卡罗来纳州那些俯瞰纺织厂小镇的高楼大厦里设宴庆祝。而保守派的某些政界要人却面面相觑。胡佛说:"有些权力各州以为早在手里,应当想个办法还给他们嘛。"不但有60家报纸要求国会提出修正案,连兰登州长也表示同意。共和党在这一年的竞选政纲中笼统地说过,女工单童工是要加以保护的,但没说要采用哪些有效的办法;民主党所要求的是一项"能澄清问题的修正案"。

此时,只有罗斯福一声不响,他在考虑对策,第一件事就是争取重新当选。他对雷o莫利说:"这次竞选争论的中心在于怎么看待我本人。人们不是支持我,就是反对我。"罗斯福也预料到最高法院还会再来几个5对4票或6对3票裁决新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中下怀的事情。正如伊克斯所说:"有了这些裁决,总统就可以振振有词,越过最高法院,直接向人民审诉了。"

面对中伤与攻击,罗斯福采取了一项大胆而意义深远的措施:改组最高法院。他的办法是"充实"法院,理由是法院工作量太大,对年逾70的高龄法官,应该按1∶1的比例加派法官,这实际上是想通过"掺沙子"来改变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

首席大法官查尔斯oEo休斯、大法官哈兰oFo斯通、路易斯oDo布兰德斯和本杰明oNo卡多佐通常自命为自由主义少数派。然而,最高法院另外5位大法官似乎都是不可救药的保守派。这一时期,爱德华oSo科温教授的《最高法院的黄昏》(TheTwilightof the Supreme Court,1934)被广泛阅读。本书认为:法官已经成了社会进步最大的绊脚石。

这更加强了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决心,1937年2月5日,他提议重组整个联邦法官席。罗斯福指出:年迈体弱和人员不足致使联邦法院备审案件积压成堆,审判工作拖拉,譬如最高法院在一年之内就使87%的呈送案件束之高阁。为减轻法官们本人所能负担的工作量和使法院增添活力,该法案提议:当一位服务至少已10年而年过70岁的联邦法官6个月后尚未辞职或退休时,总统可以给法院增加1名新法官;但进入最高法院的不能超过6名,进入下属各联邦法院的不能超过44名。

这个要"塞满"最高法院的提议引发了一场群情激昂的骚动,使国会淹没在来自几个立法机关的抗议之中。同时,全国各地冒出了一大堆"保护我们的自由委员会"、"为了美国协会"之类的组织。对憎恨罗斯福的人来说,反对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也有很多走中间道路的人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他们担心:宪政理想正受到个人统治的威胁。在很多人的眼里,罗斯福的策略看上去既轻率冒失,又躲躲闪闪,保护"九老院"这一集体象征的力量重新集结起来了。

1937年4月,一次民意调查向被访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支持修正宪法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在70~75岁之间退休?"结果是,肯定答复占到了64%。但在6月,在回答"国会该不该通过总统的最高法院改组计划?"这一询问时,反对者以58%的多数赢了一个回合,9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有68%的人反对他的"扩大最高法院之战"。

1937年春,最高法院主动地作出了意味深长的战略性撤退,与此同时公开站出来面对怀疑者,为它超凡脱俗的公正客观辩护。大法官欧文oJo罗伯茨如今把他的分量转到了自由主义的一翼。首席大法官休斯的忠诚似乎也越来越稳固。因此,最高法院支持《铁路劳工法案》和《弗雷泽-莱姆基农业抵押延期还贷法案》。除此之外,它还维持了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法》,《瓦格纳法》,以及《社会保障法》中关于《失业保险税的规定》--全都是以5比4的票数通过的。大法官威利斯o范o德温特的辞职,立即让罗斯福提名、他所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参议员雨果oLo布莱克入住最高法院,从而确保了新政能够赢得较大的胜利。

同年8月,参议院否决了总统改革最高法院的提议。罗斯福尽管没能完全如愿,但他达到了他的目的。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活动范围的新的态度,完全可以引用1938年的一份裁决来加以说明,这份裁决认为,PWA有权提供资金给地方建设与私人机构竞争的配电线路。同时,最高法院开始把它的嘉奖给予很多的新政改革。

"我们不拆伙"

历史证明,新政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改革,它拯救了美国,拯救了资本主义。

和他的叔叔西奥多罗斯福一样,罗斯福也将改革矛头首先对准垄断势力。虽然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与1914年克莱顿法为美国的反垄断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持保守立场的最高法院竭力阻挠,进步主义时代的反垄断并无实质性的进展,真正的反垄断发生在新政时期。

除反垄断以外,新政最重要的业绩是开始全面管理经济与保障人民的基本福利。前者使政府成为一个管理者。新政发动者认为,短短几年时间,美国经济就由繁荣顶峰跌入崩溃深渊,这说明美国经济已经到了非由政府介入不可的地步。新政批准的《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旨在重建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和重振工业繁荣。(23.要求政府补助的失业者)

有人怀疑:罗斯福在加强开明而无私的商业合作上,是不是在重蹈胡佛的覆辙呢?至少,新政的参与者们逐步倾向于这一结论。

回首过去,有一点是很清楚的:NRA想做的事情太多,做得太快,而实践又经常与理论相违背。新政参与者们之所以支持这一计划,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确信:大企业的运作是一项公共服务,因此应该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来加以控制。然而,尽管NRA在实践中对价格和产量实行管制,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也助长了垄断。当NRA的当权者在第二年迫于消费者和小企业的要求而试图修改法规的时候,大实业家便迅速被孤立起来了。

在一次改组的幕后,杰克逊将军在"猛烈攻击"之下黯然离任,自由派律师唐纳德oRo里奇伯格走进了NRA引人注目的中心。许多年后,在回顾这场崩溃的时候,他写道:最悲剧性的后果是,它不幸证明了:总体上,商人们对于为了保护自由企业的目的而对商业实施积极的管制,既没有认识到的它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它的基本原则。

带有派性色彩的观点倾向于把"蓝鹰"看做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一方面,在自由竞争中缺乏绝对权力的分散;另一方面,想当然地认为无情的效率存在于总体国家中。它的官僚主义味道刚好足以冒犯很多美国人。NRA最好的特征,多半得到了1937年抑制歧视性贸易惯例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案"及一连串仁慈的劳工法律的挽救。罗斯福本人被最高法院的反对给激怒了,认为那是对个人的侮辱,但在全体国民当中,对此表示惋惜的似乎很少。

围绕NRA争吵不休的两年,为另一场争论搭好了全国性的舞台,这场争论几乎是以一成不变的重复持续下去,与新政相始终。批评总统政策的主要喉舌是新闻媒体,说到媒体对罗斯福的敌意,其根源颇值得在这里讨论一番。围绕新闻出版行业的法规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NRA官员试图禁止报贩当中的童工--这场争论很早就引起了媒体业主的不满。某些出版商不厌其烦地指出,"赤脚报童"是自立自强的神圣标志,尽管沃登o刘易斯oEo劳斯做证说:纽约州新新监狱的10个囚犯当中就有7个人在小时候卖过报纸。

在雇佣职员方面,NRA关于工时、工资和公平执业的提议,对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这个团体在1933年中期提交了一部法规,既没有规定最低工资,也没有缩短工时,并声称:强迫接受更严厉的政策将会妨碍出版自由和某些公民服务的履行。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服务把新闻业与普通的商业区分开来。

作为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另一个副产品,一群对薪水锐减和大批解雇有着鲜活记忆的新闻记者,在1933年12月组建了"美国报业公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就吸收了大约2万成员。这是同类公会中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直率的、热衷于圣战的专栏作家海伍德o布龙的领导才能。它成功地帮助提高了新闻记者那微薄的薪水,但即使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它还是没能为他们赢得任何真正的契约安全。

与此同时,出版商却大声地哀叹这一阶层当中自立精神的衰落,哀叹古老而浪漫的个人主义观念的衰微,把所有这一切归咎于新政的多管闲事。

除了这些争论点之外,把大型报业公司与其他形式的大企业等同起来往往也影响了社论的观点倾向于中间偏右。甚至早在NRA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曾在1932年支持罗斯福的威廉o伦道夫o赫斯特转而反对政府,由此加入了《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Tribune)的罗伯特oRo麦考密克和弗兰克oKo甘尼特的行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罗斯福的死对头。

更为荒谬的是,当罗斯福在华盛顿的通讯记者中赢得了空前声望时,新闻媒体的大本营却联合起来跟他作对。到他第二次竞选的时候,大约每三家报纸中就有两家反对他的候选人资格。然而,反对他的报刊杂志一般都发表总统的讲话,而且,除了最恨他的顽固分子之外,一般都能比1800年的反杰斐逊媒体或1860年的反林肯媒体更公正客观地报道华盛顿的消息。因此,正如一位新政支持者所看到到的那样,很明显,"人民都投票支持新闻专栏,而反对社论"。

在更高收入群体中,对罗斯福的敌意是在银行危机过去之后、NRA让它在商业界的倡议者大失所望的时候产生的。1933年的焦虑不安和工业紧张,到第二年春天便让位于"公开的对华盛顿的愤怒",《基普林格》(Kiplinger)杂志对它的客户做过一次民意调查之后,在1934年3月31日的一篇时事通讯是这样报道的。主要原因有:"NRA和AAA(农业调整法)的混乱与矛盾",股票交易法、劳工政策以及对共产主义者渗透政府的恐惧。

在一个由百万富翁所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美国自由联盟于1934年8月成立,以反对"官僚机构的反复无常"和"专制权力的暴政"。这些人把新政视为一场阴谋,目的是利用艰难时期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跳板。更大的恶意使他们把憎恨集中在总统的身上,罗斯福总统被人看作是"本阶级的背叛者",象征着变革的威胁。

1936年9月,《纽约客》(TheNewYorker)发表了这样一幅漫画:派克大街上一小伙市民,穿着无尾晚礼服和丧服去看电影,他们正隔着窗户邀请邻居:"来吧,一起去。我们正要去电影院给罗斯福喝倒彩。"

有些人对日益扩大的联邦管制范围感到惊慌失措,因为这种扩张已经超出了NRA之外。

例如,在紧急运输法案中,国会于1933年通过设立一个临时的运输协调员并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ICC)在重组过程中的权力,从而扩大了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铁路公司的管辖权限。两年之后,另一部法律授权ICC通过公共承运人和契约承运人控制汽车运输,为的是确保安全、服务量和公平的价格。1938年创立了民用航空局,以管制空中交通。1940年的运输法案确立了针对所有陆路和水路承运人的全国性政策,授权ICC通过降低农业出口品的铁路运费来帮助农民,阻止"不公平的或破坏性的竞争行为",并保证"公平的、不偏不倚的管制"。火车与卡车、巴士和轮船在经济运作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一措施变得迫在眉睫。(24.大萧条中的纽约大街)

由于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的虚弱和胆小,新政便通过扩大RFC的经营范围和贷款权力(远远超出它在胡佛治下的幼年期),因此使它能够服务于大多数企业与个人,从而承担起对信用流动的额外责任。

尽管这一措施受到了工商界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也助长了人们的担心:政府正在获得民营企业资产的抵押权。也是在新政治下,联邦储备体系被转变成了一个更有效的信用扩张或信用紧缩的机制。通过设定购买有价证券的保证金要求,它可以影响流入经纪人贷款中的信贷规模。

在另外的一些领域,新政还通过创建联邦农业抵押公司来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通过设立业主贷款公司来帮助贫困的房主。它还通过创办进出口银行,从而帮助了发货人,也帮助了需要贷款购买其商品的外国政府。

联邦政府控制跨州企业的另外几股线一年接一年地纺着。

1935年的《公共事业法》不仅试图保护中小投资者免遭控股公司之害,而且还想通过要求执行合理的价格和开放财务账目供联邦电力委员会审查,来保护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像西南部的巨石(胡佛)水坝、蒙大拿州的佩克堡水坝、西北太平洋的博纳维尔和大深谷水坝以及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工程,这样一些电力企业把政府转变成了实际的经营者。

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治下,政府更进了一步尝试去做民营企业力所不及的事:改进就业机会、安全和健康。换言之,就是改进整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价值。

在救济和住宅计划方面,可以看到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本质差别。公共福利是前者的主动力,利润则是后者的动力。"老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他们买得起什么?"成了政府的社会服务观念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面对这些需求的政府,着手满足它们时不是基于手头的现金或最终利润的计算,而是要带着这样一种确信:账单会通过分摊给纳税人的方式来支付。国家作为供应者的角色,预示了它作为筹款者和收税人的功能。

于是,在新政的治理之下,政府开始成为美国无可匹敌的最大企业。

孤立主义=罗斯福的现实主义?

1937年10月,罗斯福在芝加哥参加新建大桥的落成典礼时发表演说,指出:"当某种传染性疾病开始蔓延的时候,为了保护居民的健康,防止病疫流行,社会许可并且共同对患者实行隔离","战争都会蔓延。战争可以席卷远离原来战场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决心置身于战争之外,然而我们并不能保证我们不受战争灾难的影响和避免卷入战争的危机"。"

随后,隔离演说"遭到猛烈抨击。罗斯福事后也不无后怕地说:"你想领个头,但回头一看,身后一个人也没有,这种情况多么可怕啊!"

尽管"隔离演说"向美国公众指出了战争恐怖的存在,但此时的美国举国上下却生活在一种浓郁的孤立主义之中。绝大多数美国人倾身心地对付大萧条引起的无穷无尽的个人危难,厌倦和反感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外的劝告。对战争的危险、对如何阻止和打击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等这类问题漠不关心。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治厄尔的主张就代表了这种心理:"让我们把眼睛转向国内。如果世界将变成一个荒芜、仇恨和苦难的原野,那就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守护和保全我们自己的自由绿洲。"

孤立主义情绪是美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它可上溯到国父华盛顿发表的《中立宣言》和《告别演说》。华盛顿谆谆告诫美国人要信守这样一条准则:即坚决不要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免使美国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华盛顿的遗训被历届国会奉为圭臬。(25.华盛顿)

据最具权威的罗斯福传记作者弗兰克林弗雷德尔的研究表明:罗斯福总是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来看,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从他相信美国的幸福有赖于其他各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保障来看,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事实上,他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的一度沉默并不反映他的真实思想。

例如,罗斯福就职前曾两次拒绝同胡佛公开合作以协力解决战债、裁军与召开世界经济会议等外交问题,不是因为他对外交政策漠不关心,而是出于一种要将新政府同胡佛政府划清界线的个人考虑。

罗斯福任命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经济战的科德尔赫尔为国务卿;国际主义者威廉菲利普斯为副国务卿,并同一位著名的国际主义者诺曼戴维斯多次商讨解决战债、裁军与召开世界经济会议等国际问题的办法,随后任命他为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罗斯福让戴维斯向裁军会议代表们声明:倘若和平受到威胁,美国将同其他国家共同商讨对策;一旦出现事实上的侵略,美国将制止企图破坏集体努力的任何行动,以惩罚美国及其他国家一致公认的侵略者。这

项声明使人强烈地感到,罗斯福已经成为一心为促进国际和睦的世界领袖。在国内外人民的心目中,他已成为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倡导者,也是日内瓦谈判的核心人物。

此外,罗斯福还致力于将睦邻政策落到实处,以改变美国长期以来在拉美国家中丑陋的帝国主义形象。他主张推行"集体责任制",不主张美国独断专行。他放弃了那种以武装干涉为中心的拉美政策。罗斯福还在1933年11月17日签署协议,与苏联正式建交,从而结束了自十月革命以来,美国拒不承认苏联长达16年之久的不正常历史。

长期以来,罗斯福形成了以下两个信念:第一,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即国家之间为了长期的繁荣与和平而互相信赖;第二,一项有效的对外政策需要国内稳定牢靠的支持。换言之,美国经济的繁荣最终要依靠国外正常经济的恢复,即通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主要的贸易强国的共同合作才能实现的恢复。

罗斯福可能迎击法西斯势力扩张侵略的活动,主要来自国会、内阁甚至罗斯福身边顾问中的孤立派。它们主要代表中西部和西部的农场主和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它们反对那些与欧洲关系密切的东部大财团和英国的国际金融财团。此外,赫斯特报系、库格林神父、德裔美国人联盟以及少数民族中的法西斯组织等,都是坚决的孤立主义分子。

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卑鄙争夺,并与军火的制造和贸易息息相关。新闻界人士声称,美国及人民在1917年是被"发战争财的人和协约国宣传"两种势力气进了一场毫无价值的战斗事业中去的。舆论界的一些领袖甚至公开为他们在1917年把美国带进战争感到内疚,并决心永远不再滥用美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

历史学家还论证说,一战和南北战争一样,是个悲剧性的大错。参议员威廉博拉等人则深信国际联盟"不过是欧洲军事机其中的一个齿轮"。还有不少人认为: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应当迁就希特勒,他要求生存空间似乎并非无理,他想把所有德国人联合在一面旗帜之下,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实行民族自决原则,做得比威尔逊在凡尔赛所做到的还要忠实。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人民普遍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感失望。他们纷纷在公众面前痛切地忏悔自己曾在某种意义上对一战的支持,并"毫无保留地答应永不重犯那种错误"。有一位评论家指出:所谓"永远不再"的誓言成为上世纪30年代的一种风气,恰如宣布禁酒之前人们纷纷发誓戒酒一样。

孤立派对新上任的总统戒心极重,因为他们对罗斯福的成长史了如指掌。不久,他们就进行了一次有关武器贸易及其在世界政治中有害影响的调查。

参议院于1934年4月成立了以著名孤立派北达科他州共和党人杰拉尔德奈为首的调查军火工业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对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火制造商和银行家。如此重提陈年老帐,目的在于给罗斯福来个"敲山震虎"。

该调查委员会得出了令国民震惊的结论:美国在1917年参加欧洲战争既非保卫本国的利益;又非捍卫民主制以拯救世界,而是那些军火利益集团和金融家们施展阴谋诡计而招致的结果。该委员会同时发掘了不少耸人听闻的证据材料,以支持、佐证上述结论。这就使美国公众轻易地得出结论,即认为华尔街为牟取暴利而需要战争。

由于受到如此强烈的掣肘,更由于国内大萧条的深重局面等待收拾、整顿,罗斯福在第一个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自主性或可供他发挥的余地。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罗斯福曾反对美国同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努力进行合作和奉行建立在不卷入国外纠纷基础上的谨慎的中立政策,这使他很难立即回归到自我,只能做一个遮遮掩掩的"私下的国际主义者"。而在表面上,他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惯性下滑。

这的确是"在一个没有门的墙上去找一扇门"的景况。在很多公共场合,罗斯福迎合着孤立主义者泛泛而谈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甚至担心,值此政策气候下,外交上的轻举妄动将会损害他政治上所受的拥戴和他的国内政策纲领。因此,他对于伦敦经济会议的冷漠和打击、对于胡佛的国联和战争贷款政策的继续贯彻,以及他听任国会通过空前的高额保护关税,都是权衡利弊后不得己而为之的一种结果。从倾向性上看,它们是一种从原有的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退却。

总之,这一切都可以称为"罗斯福的现实主义"。

有一个插曲可以说明罗斯福并未甘心一味地退却。

当他根据一份详细的调查得知,将有大约2/3以上的议员赞成美国参加国际法庭时,立即要求参议院批准该法案。可是,他的要求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以库格林神父、赫斯特报系为首的孤立主义势力大造舆论攻势,把国际法庭说成是与国际联盟一样的可怕的组织,是国际银行家和财阀的罪恶工具,恪守传统准则的美国万万不可进入这间房子。这种煽动立竿见影,全国各地的抗议信件、电报如同雪片般飞向国会。同时,强大的院外集团成员在为反对此法案通过而四处活动。这样,参议员中的反对派由最初的10名增加到36名。该法案以7票之差而失败。

罗斯福又一次领教了孤立主义势力的厉害。这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在外交事务中暂时还不能随意行动。只能在斡旋中等待,或者在适宜的时候进行解释和引导。

罗伯特达莱克认为,孤立主义者反对参加国际法庭的呼声拨动了当时美国国内几根绷得最紧的琴弦:它有力地奏出了美国对欧洲赖帐不还的满腔怒气;奏出了唯恐欧洲不顾美国利益把它拖入又一次战争的忧虑;奏出了调查委员会揭露的事实真相使人们产生的信念;奏出了对战争将令人不能容忍地把美国的民主制度最后拖垮的担心。

不久,沃尔特米利斯撰写的《通向战争之路:1914-1917年的美国》迅速风行全国。该书是一部具有强烈的历史借鉴意义的战争警世录,人们不难从中认识到:美国本来是可以避免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如果当初有一部严格的中立法案的话。无疑,该书无异于给业已高涨的孤立主义情绪火上浇油。

同时,欧洲局势的日趋恶化使孤立主义者顿生一种紧迫感,立即制定一项中立法案或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避免美国卷入战争。1935年3月,纳粹德国不顾任何方面的反对,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在和平时期建立拥有36个师、约50万人的正规军。(26.纳粹德国的军队)希特勒还正式宣布,德国在军备方面将不再受《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对此,英法政府只能在形式上表示抗议和遗憾。是年,德军举行了以进军莱因区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其国防军司令部制订了代号为"红色"的对法作战方案和入侵奥地利的"奥托方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

与希特勒遥相呼应,信奉"做羊百日,不如当狮一天"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则通过苏伊士运河源源不断地向东非集结军队,不宣而战,越过马雷布河边界,从南北两方大举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日本法西斯在同年的4月以后,制造了旨在侵吞中国华北5省的"华北事变"。

国会加紧了行动。而且,由于报纸头条新闻充斥着埃塞俄比亚战争动向的消息,国会不捆住总统的手就不休会。议员们向国会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主张严守中立的运动开始活跃起来。罗斯福试图把决定中立的问题从外交委员会手里夺过来,但此举立即引起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4月初,杰拉尔德奈通知罗斯福说,负责调查军火贸易的特别委员会将把中立问题交给外交委员会去处理。

于是,罗斯福又设法采取其他行动以阻止国会。他虽然认为有区别对待的灵活的中立法是上策,但他意识到要让国会通过这样的提案是不可能的奢望。因此,他要求参议员皮特曼把提交外交委员会的全部中立法案搁置起来。

然而,全国上下都极其担心日趋恶化的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的紧张局势会成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要求制定中立法的压力会因此继续增大。全国各类和平运动组织和反战组织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要求制订严守中立法案的运动。这种情势已迫使国会领导人发现,国会再也不能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了。

罗斯福当然希望获得总统灵活应对的外交权限,以惩罚意大利,并向德日两国示威,表示美国将同其他民主国家一道反对任何地区的侵略。但他深知,国会和美国人民无意在国外采取大胆行动。如果他坚持推行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话,就会影响"第二次百日新政"期间他正在设法使国会通过的部分立法计划。

事实正朝罗斯福所担忧的局面发展:以参议员博恩、克拉克、奈、朗和范登堡为首的孤立主义者开始阻挠任何议案的通过,"他们发誓要这样做,直到参议院通过一项强制性的严守中立法案为止。"

参议院仅仅经过25分钟的讨论,就一致投普通过了由皮特曼提出的一项妥协法案。它规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但授权总统确定哪些属于军需品和什么时候实施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军火;授权总统不保护乘坐交战国轮船旅行的美国人;规定建立一个军火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从美国运出的武器。

1935年8月31日,罗斯福签署了这条法案。曾两度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的加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兴奋异常地说:"今天就是所谓孤立主义者胜利之日,今天也记下了国际派的垮台。"

第四章. "国家复兴的秘诀就在于合作"

1933年10月22日晚,罗斯福向全国做了On the CurrencySituation(第四次"炉边谈话"),他回顾了3月份以来"足以自豪的事实和行动",并高度概括了"第一次新政"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所以今晚的主题就是"我国普通公民的福利"。他依然"感谢大家的耐心和信任",也坦陈了对他人误解自己的看法,然后坚定地强调:"国家复兴的秘诀就在于合作。这种合作是自愿的,……"

多事之秋:"黑色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

对普通市民来说,在大萧条的1932年,灾难的洪水滚滚而来,冲垮了古老的潮标,人们绝望的浪潮中苦苦挣扎着。因为觉得贫穷丢脸,所以大家出门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不想让邻居知道自己的窘境。

一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或者,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的份儿。

当然,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

这时,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

由于第一次新政不可能在经济复兴方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农产品价格和工业生产在1933年秋天再次回落。这种下降势头到了1934年春季才被克服。1934年的国民收入总额只是比1933年高出不到1/4,比1931年少100亿美元,稍多于1929年的1/2。秋天仍有1300万人失业。(27.失业者的困惑)

第一次新政没有也不能给全体美国人民带来好处,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受到罗斯福关注:南方佃农、老年人、雇工、失业的大学生、农业季节工人、1年只干3个月的钢铁工人、共约700万人的城市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信徒等。这些人急切地盼望美国能够出现一些能够引导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

那些受惠于第一次新政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其一度绝望的恐惧感业已随着境遇的初步好转而消退,生活质量的改善激活和触发了原已被冻结或麻痹的神经,他们不再祈求起码的温饱,期望值开始升高,开始对复兴的不稳定状态感到不满,对新政扶助工农的成绩有限不满。社会心态的这种变异在当时极其自然地发生、蔓延并流行起来。

首先是垄断资本家们。这些私营业主曾因自我毁灭式的疯狂投机或盲目竞争而陷于没顶之灾,被罗斯福政府救上岸后,开始挑剔、指责救他们的人没有捞其丝织礼帽,已不满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干预,要求解脱束缚。由开始的不动声色转为嗤之以鼻,继而鼓噪嘲弄,"在有钱人的会议室和城郊俱乐部里,总统的名字变得不堪入耳。不论是总统还是他的财政部长都不能在银行家、证券经纪人和实业家集会上讲话,而同时却不用担心会招惹麻烦"。他们开始对新政府进行挑战。

与此同时,两党保守派显露出了不可匿藏的敌意,对政府的表现与经济的停滞幸灾乐祸,并在媒界宣传中特别强调两者存在着必然联系。一位德高望重的参议员声称这些人是新型人物,根本不能激起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共和党保守派坚信现有工业和金融体系应不受阻碍地从事活动,它名义上的领袖是胡佛,胡佛批评政府的倾向已由于个人的痛苦遭遇而加强。有些民主党人对政府放弃健全财政的原则感到不安,预算署署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在1934年8月因此而辞职。

也正是在这个月里,一群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在全国委员会前任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艾尔史密斯以及若干杜邦集团成员和其他人的领导下,组成了"美国自由联盟"来反对政府所作的社会实验,他们不怀好意地宣称,罗斯福对复兴经济的下一步作法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计划,这是政府陷入困境并不攻自破的明证。激进派的报刊极力反对新政对资方的迁就和照顾,认为这种"经纪人国家"对大托拉斯打击不力,"记录表明,人们能够期望于新政的只有失败"。政治蛊惑家们则抓住这一时机大做文章。

值此多事之秋,全国又天灾连年。各大盆地的河流,如密西西经河、俄亥俄河、田纳西河、特拉华河、波托马克河、哥伦比亚河、阿勒格尼河……先后泛滥成灾,无以数计的街区和良田被冲毁。这些风暴使享利o华莱士日夜担心。当他的农业调整管理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还来不及改变美国的农业面貌时,狂风已经把中西部各州的表土刮跑了不少。

由于无节制的狂伐滥垦,许多地区的地表呈现荒芜性侵蚀,植被生态遭严重破坏,"黑色风暴"旋即肆虐中西部各州。这里经常有这样的壮观的景象:无涯际的高耸入云的尘幕遮天蔽日,并缓缓向东南方推进,道路、棚舍、厂房、机器、庄稼几乎瞬时被沙土掩没。

许多年来,研究水土保持的专家们早已提出过警告:一场生态方面的大灾难随时会降临美国在平原区。

早年的探险家把密苏里河以西的边区叫做美国大沙漠。科罗拉式州、堪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共有100多个县被称为"尘土坑"。1934年,全国资源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全国有3500万英亩耕地完全被毁,12500万英亩土地失去了表层土壤,这势必造成了大平原区随时即发的饥荒。忽然之间,"尘土坑"的面积一下扩展到19个州的756个县。

1933年11月11日,也就是新政府成立的第9个月,第一场大风暴从天而降。南达科他州农田的表层在当天早晨就被风暴吹跑了。到中午时分,天色就黑如夜,人们的唾沫里也搀满了沙土。太阳重新出现时,田野都被掩盖了。

这仅仅是个开头,1934-1935整整两年里,各地旱灾连绵不断,而且从达科他州的一些边远城镇还吹来了怒吼的狂风。由于冬季雪少,太硬的土地吸收了仅有的一点雨水,几乎光秃无草,田间小麦稀疏的好像是一个老头下巴上的短胡子。就在凯恩思谒见罗斯福,杜鲁门报名参加密苏里州预选的那一个月,第一次风暴袭击了得克萨斯州并使其几个县沦为流动的沙漠,连俄克拉荷马市的食品都带有沙土味。远在东边的孟菲斯,行人用手帕盖着脸。7000英尺厚的尘雾,使克利夫兰市一片昏暗。

得克萨斯州有个小学生说,他所见的风暴像是"滚滚黑烟"。在俄克拉何马市,尘沙吹进眼里,钻进衣领;脱下衣服一看,连扣眼里也有斑斑尘土;早上沙子像细雪一般聚集在窗台上,甚至还往里钻……

从内布拉斯加吹过来的黄沙,透过了白宫的门窗。西部平原的尘屑飘落在大西洋中300英里外大海的船上。这年冬天,新英格兰诸州还降了红雪。夏秋两季气温居高不下。

天灾部分地有利于联邦政府实现其减少产量以保证利润、提高购买力的农业调整计划,但对于千万个受害的家庭和个人而言,是一场不亚于大萧条的特大灾难。按照农业调整局缩小耕地面积的计划,富裕农场主发现自己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雇工。被撵走的佃农们被迫从焦干的沙砾地故土上出走,他们乘着"道奇"牌、"拉萨尔"牌和T型"福特"牌汽车四处流浪,寻找一块良田。

一些小农场主也加入到流浪的队伍,他们所插的"农场出让"牌子,是"尘土坑"居民迁徙的开始的标志。得克萨斯州一个县的居民一下由4万人减到不足1000。俄克拉荷马州的逃荒灾民成了约翰斯坦贝克获得1940年普利策奖《愤怒的葡萄》中的人物原型。

这部饱含着愤怒的长篇小说,描写的是贫苦农民从风沙迷漫的俄克拉何马州平原流落到富庶的加利福尼亚州谷地的悲惨故事。斯坦贝克曾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一起流浪到加利福尼亚,沿途所见,令他非常震惊,"有五千户人家即将饿死,问题十分尖锐……"

他以深刻写实的笔触,在书中展现了当时美国农民在生死线上挣扎、反抗的情景。其实,作家当时就在赤贫之例,他穷得不仅用猪油加草木灰和盐做成的肥皂来洗衣服,甚至连寄稿子的邮费也付不起。后来,他回忆说,那时的流民一想到生病就不寒而栗。"生病要有钱才能生得起。看牙医我看不起,所以牙齿一颗颗烂掉了"。

斯坦贝克当时的幻想和小说小说里的乔德大娘一样:"我想到了加利福尼亚,情况就会好了!那里四季如春,到处是水果,人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有四面围着柑橘树的白色小房子。"事实上,加利福尼亚只会给乔德一家人带来辛苦贫困的生活,那是葡萄园工人逃不脱的厄运。

用小阿瑟M施莱辛格说,这些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和铤而走险的穷光棍极有可能在某个杰出人物领导下,闹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或可怕的大动乱。(28.失业者)

事实是,这些逃难的俄克拉何马州人固然没有出现一个杰出的人物,却毁了竞选州长的厄普顿o辛克莱。

加利福尼亚州以怪人多而著名,54岁的作家辛克莱又是其中最古怪的一个。他在竞选一开始就印发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我若当选为州长怎样消灭贫穷:未来情况的真实描绘》。

他建议在全州建立社会主义公社,大家在一个宽翅蜜蜂的社徽和"我生产,我保卫"有口号下劳动。不光罗斯福喜欢辛克莱,赞成这位作家的政纲的大有人在。但诺曼o托马斯说这个政纲"从经济和政治上看来都是荒谬的"。在洛衫矶唱过时老调的福音会女修士艾梅还把辛克莱叫做"赤色魔鬼"。加利福尼亚州的童子军被动员起来反对辛克莱,民主党也声明与他断绝了关系。

加利福尼亚州主席迈耶雇用大批临时演员扮成流氓和妓女,一窝蜂地从铁路货车上跳下来,摄影师便把镜头拍下来,讲解员就说,观众现在看到的是俄克佬蜂拥而来的实况。有一个老年女演员打扮成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声称绝不能投辛克莱的票,因为他主张男女乱交。

罗斯福还以为辛克莱会选举得胜,结果他竞选失败。辛克莱只好回到打字机旁另写一本新书,名为《我竞选州长怎样被击败》。

被遗忘的角落

处在大萧条中的美国,使每一个家庭很可能居住着这样一些幽灵:未付的账单,疾病,照料眼睛和牙齿的需要,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老人的保障而舍弃防老的储蓄。诸如此类不断累积的烦恼,常常会扭曲正常的家庭关系,导致此前一直忠心耿耿的妻子责骂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吃饭太晚,或者对他口出恶言,奚落嘲弄。丧失信用的养家者往往也会丧失他们的勇气,而丧失信用的家庭也会丧失它的主动。老

的工作习惯已经一去不返,懒惰不再是责备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无目的地听着无线电广播,或者只是干坐着,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很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这种更强大的团体中找到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o莱曼o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代表孩子的委托责任已经结束了,"在这场灾难中,家庭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饭,夜晚控制适当的睡眠"。

这些话对那些没有保姆的家庭足够正确,但对那些挣钱养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挣外快、家里食品匮乏、孩子破衣烂衫的家庭来说,这些话几乎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鼓吹者以类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认:"很多家庭虽说失去了汽车,却找到了它的灵魂。"

诸如此类说法,并不纯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因为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oFo奥哈拉神父还加上了他的确信:"作为大萧条的结果,大部分美国公众重新发现了家庭,重新发现了朋友的乐趣,重新发现了属灵的东西。"

这样的乐观主义抓住了真实的谷粒,但也有很多谷壳。比方说,丈夫和妻子有更多时间呆在一起,分享一些廉价的娱乐,比如听广播、玩牌和朗读。主要以男性为顾客的娱乐场所,比如桌球室、保龄球场、棒球赛、拳击赛越来越门庭冷落,从反面佐证了这一变化。

但是,就算有些夫妇被灾难的纽带和被迫的亲近重新连结在一起,也有一些夫妻,却因为匮乏、不安全感和互相之间琐碎无用的责备,而怨恨渐深。一位在一座大型工业城市搜集了很多个案的研究者发现,在已婚的失业者当中,"性生活如果说受到了什么影响的话,那也是减少了",由于担心怀孕,由于女性担心经济失败而失去尊重,以及由于焦虑压抑的整体气氛。

迷惘困惑,犹豫迟疑,冷淡漠然,自信尽失,是长期失业最常见的标志。

胡佛克服萧条的手段是支持企业,借助企业投资来恢复经济。对此,罗斯福尖锐批评道,胡佛不是救济穷人,而是救济企业家,他号召援助"压在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们"。

罗斯福是一个坚定的进步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动摇的时刻,他依然相信进步,他声称:"美国仍是崭新的,它还处于变化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相信变化、相信进步。"他告诉全社会,"人民需要一次真正的选择,……我决心为人民实行一种新政。"

在这种背景下,打击那些不法企业家,不仅给社会带来活力,更给民众带来快感和心理安慰--政府没有遗忘他们。

托马斯爱迪生公司的董事长查尔斯爱迪生更是贴出了这样的通告:

罗斯福总统做了他该做的事;现在该你做点什么事情吧。买点东西吧--随便买什么,在哪儿买都行;粉刷一下你的厨房,发一份电报,举行一次聚会,买一辆汽车,付一次账,租一套房间,修一下屋顶,理个发,看场演出,造一所房子,作一次旅行,唱支歌,结婚。你做什么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行动起来,而且继续行动下去。让这个破旧的世界开始动起来吧。(29.托马斯爱迪生)

而这也正是罗斯福希望看到的。他和幕僚都相信,繁荣的关键在于消费,而消费的关键在于人们都动起来。应该说,罗斯福的方案便是基于这种让所有人都动起来的考虑制定的。并且这也需要是一个平衡的方案:要使工业区和农业地带,华尔街和小城镇都接受;要得到有产者的支持,同时也要给无产者以希望。

就像罗斯福所说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不会忽略任何人。"罗斯福清醒地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萧条不仅是经济衰退,更是政治崩溃的结果,而政治崩溃,既源于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关系对立,也源于政府的无作为。

大萧条的冲击驱使全国各地大批小地主沦落到被迫租佃的不稳定状态。

在1932年和1933年初,从达科他州到俄克拉荷马州,绝望的农民聚集起来,要用义务警员的办法来保全他们的财产。在达科他州的勒马斯市,农民们把不妥协的县法官用绳子吊起来,直到他昏了过去。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和爱达荷等州的州长发布公告,反对强行拍卖,几个州的立法机关手忙脚乱地通过了抵押贷款延期偿还的法律,这些法律抢先于1934年6月通过的《弗雷泽-莱姆基法案》,该法案把抵押品的赎回权延长了5年。

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耕地的剥夺依然是租佃制度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1937年初,据"租佃委员会"报告,过去10年来,佃户以每年新增40,000个的速度在增长,以至2/5的农民都成了佃户,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只有1/4的农民属于这一阶层。这次全面调查之后,罗斯福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咨文,请求改进佃农、谷租佃农和农场劳工的命运。

在这种紧迫性的背后,也有着被一些文学艺术作品所刺激起来的公众兴趣,这些作品包括:欧斯金o考德威尔的长篇小说《烟草路》(TobaccoRoad,1932),同一作者的《向冉冉升起的太阳下跪》(Kneelto the RisingSun,1935),以及威廉o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棉花中的小屋》(Cabin in theCotton,1932)。

在背后,还有南部佃农联盟的抗议和鼓动,这个组织是白人和黑人佃农在阿肯色州组织起来的。其种族平等的含意,和它的激进主义气味一样,把普通的棉农吓得够呛。

1937年7月22日通过的《班克黑德-琼斯法案》设立了农业保障局(FSA)(最初一笔拨款为1,000万美元,第二年增加到了2,500万,第三年是4,000万),向农业劳工、谷租佃农及其他贫困佃农提供为期40年、利息为3%的贷款,以购买他们自己的住所。

申请人的数量从一开始就远远超出了现有资金的能力。还款非常及时,平均超过了97%。FSA还发放小额贷款,用于跟债务人清算债务;帮助度过洪水、干旱和作物歉收的时期;设立乡村合作社以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服务,包括为贫困社群提供团体医疗服务。作为附带的、但却很重要的服务项目,FSA的县监督人还要给借款人上课,教他们节约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生产牛奶和蔬菜以改善伙食标准,同时还有家庭经济顾问指导农民的妻子使用高压锅,以及制造罐头的科学方法。

FSA另外的活动还包括管理161个宅地项目,作为示范和试验,其中有些项目是跟居民一起合作管理。

在FSA的努力下,1935~1939年之间,大约有125万人被给予某种形式的金融帮助,为自力更生做好了准备。当然,FSA无权独揽所有的功劳,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这个方向上的拉动是强有力的。

新政为了失地者和贫困者的利益而作出的努力,决不是联邦政府与农业的故事的全部。在1940年生活于农村的3,200万人当中,典型的家庭既没有接受救济,也不像绝大多数佃农和季节性劳工那样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然而,独立农户的命运也并不是什么好运。原因有很多:世界性生产过剩这把利剑砍入了农民的犁刃;1930年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国内大企业的包围,迫使农民在贸易市场中总是低价卖、高价买;干旱和土壤损耗。棉农们苦苦思量的,不仅有一些新兴地区更廉价的产品,而且还有合成纤维的出现。谷物、马铃薯和肉类正在对祖辈们的传统大餐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代人当中逐渐流行。

诚然,某些农场经营者吃得更好。在维生素运动的帮助下,柑橘类水果的人均消费量将近翻了一倍。到1940年末,城市居民热衷的易消化饮食,乳品行业的销售总额高达1,355,000,000美元,高于肉类产业的任何分支,也远远超过了任何农作物。但是,在淡季、旺季的兴衰交替中,大多数农民总是嘟嘟囔囔地抱怨:那些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小的生产者控制了产品的价格。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都曾试图面对这种抱怨。

第一项重要提案是胡佛政府《农业市场法案》。通过创办农民合作社和金融稳定公司以购买和控制剩余产品,希望稳定农产品价格,削减中间商的丰厚利润,但它陷入了两种糟糕的误算。首先是世界萧条的紧迫。其次,其降低产出的口号("种得越少,收得越多")并没有让普通的、手上长满老茧的个人主义者转变观念,他们抱着获利的希望加快了生产,这就迫使价格更低。农业局花掉了3.4亿美元,喂肥了投机者,但丝毫也没能阻挡住雪崩。

1931年,南方的棉花收成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农业局绝望地建议:把正在生长的棉花每三行"翻耕"掉一行。但肥沃的土地还是被过剩所淹没,在后来指责翻耕的反新政批评者当中,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想法是共和党政府提出来的。

到1932年仲夏,棉花卖到了5美分以下,小麦不到50美分,玉米31美分。终于,人们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农业局要求立法,允许联邦政府控制农业产量,结果白费力气。到头来,在折腾了两年之后,农业局放弃了努力,并提出把它收购的剩余产品送给红十字会。然而,它的经验教训被新政所牢牢记取。

典型的一个农夫相信:埋头苦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解毒剂。在大萧条的驱策下,农民干活的时间更长了,并让老婆孩子跟着自己一起干。然而,其经济效果却让人更加灰心丧气。

在美国农民历史上最黑暗的1932年,每一个人都握紧了反抗的拳头。夏天,全国农民假日协会宣布"放假",直至价格恢复。在脾气火爆的迈洛o里诺的带领下,假日协会把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苏市给包围了起来,并封锁了道路,不许警察巡逻车进入。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南北达科他以及南方和东部的不同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

然而,价格并没有出现上升,反抗很快就偃旗息鼓。1933年5月初,他们的困境丝毫没有减轻,这些四面楚歌的农民投票支持举行一场全国范围的罢工,但在最后的关头被取消了,为的是给新政一个机会。

当时的情景让人哭笑不得:一面是棉花丰收,但成千上万包棉花却销不出去,一面则是失业者衣衫褴褛,却不见棉衣过冬……这是罗斯福无法接受的现实。他授意农业部长华莱士和助理部长特格韦尔着手拟定一个农业法案。该法案名曰《农业救济与通货膨胀法令》,俗称第一农业调整法。抢在全国农民大罢工之前出台了。

看上去,这一切是为了恢复农业购买力、减少农产品过剩以及恢复农民在一战前黄金时代所享有的经济地位,但具体在农户身上却显得是那样简单而实际:给债台高筑的农民新印的钞票,给贷款和抵押的农民更大的还贷的空间,给需要资金的农户更进一步的抵押贷款。(30.大萧条中的失业者)

该法是新政期间极富于戏剧性且意义深远的一项立法。在1933年期间,农业调整署集中抓的是棉花、小麦、玉米、生猪和烟草的产量削减,以解决农产品相对过剩问题。其实质是政府以着眼于市场需求的有计划的种植替代盲目的自由种植。

这种在千百万人处于饥寒交迫的时刻去减少棉粮生产的整体思路,在人道主义者看来无异于大逆不道,由于农民生产的是生活必需品而非钢铁,所以这种有悖常情的形式对于大众心理而言,似乎比工业生产能力闲置所表现的更为严峻。在人民有迫切需求的时候去大力推行一种用减少产量而保证利润和供求平衡的经济措施,似乎不可思议。并且,该法案规定调节经费来源于征收农产品加工税,等于变相地把负担转嫁到广大消费者身上。

从现象上看,减耕毁耕和屠宰幼猪等措施无疑意味着农业生产能力的闲置和农业资源的荒废。农业部长华莱士道出了当时千百万人的心理话:"长得好端端的庄稼,偏要毁掉,这有违人类的良心,我们今后再也不要这样搞了。"

从结果上看,它则使农民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农产评价格提高的速度也要比非农产品为快。国家用补贴、重税、协定等重要杠杆来直接调控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购买力,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它严重修改了所谓"自由企业制度"及其运行方式,对挽救资本主义农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罗斯福的农业纲领在第一个任期中就取得了成效:农业总收入增长50%,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债务急剧下降,不仅广大农民得到了实惠,而且政府给农民的补偿金也使得商人和商行得意。

罗斯福再次一举数得地做成了一件大事--稳定了农村,也便稳定了整个国家的根本。

大萧条中的孩子们

大萧条给美国的人口、家庭、教育、道德、信念、生活水平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期间出生的孩子成为著名的"萧条的一代",其特征是身材瘦小、肋骨突出、肚皮凹陷、四肢皮肤松弛地包着骨头、饥容满面、神情焦躁。

等到8年后服兵役时,国民健康委员会主任约翰oBo凯利发现接受体格检查的青年男子,有40%的应征者因牙病、视力差、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四肢畸形、神经失常等症状而不合格。

在数百万流浪大军中,瘟疫、性病、犯罪现象十分流行。有的女孩子为了糊口往往冒着怀孕危险,10美分卖淫1次。"失业与失去收入已经破坏了无数个家庭,使这些家庭成员精神颓丧,失去自尊心,摧毁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可雇佣性,夫妻、父母子女暂时或永远地离散。"

许多家庭勉强维持着外表形式,但往日的平静与和谐伴随着道德的崩溃而一起消失了,种种看不见的创伤在家庭每个成员的心灵上留下了多年后也难以抚平的印迹。

地方政府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比别人更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资助施汤站呢。教师苦,学生也苦。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在洋铁皮棚子里。音乐课和美术课就取消了,这学期的课本用完了再留给下学期的学生用。最后,连教师的工资也发不了了。

到1932年,因为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南达科他州的教师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去"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3天课,阿肯色州停课超过10个月以上的有300多所学校。阿克伦市拖欠教师工资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31.大萧条中的孩子)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

。因为教师不忍心看到50万儿童失学,没钱坐车就搭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工资也坚持工作。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市政府没钱发教师的工资,却有钱筹备芝加哥博览会。色情舞星在博览会期间每周的收入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师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着巨大的困难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师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用保险单借支了112.8万元,向高利贷商人借了23.2万元,年息是42%。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师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钱出来养活1.1万名小学生呢。

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1932年,有3000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了。不幸得很,这副重担子,地方政府却挑不起。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了赤字。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

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

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为例,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2元3角9分)、密西西比州(1元5角)、底特律市(6角),已经很慷慨了。

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那时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浑身的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

金融巨头们在《文摘》杂志里则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

反对救济的人也不示弱,他们攻击救济事业的话,比"白给"要难听得多。北方的血汗工厂老板们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们都恼火极了,因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没有来源了。

上层中产阶级批评家以为,领救济金的人都是一些斜靠着铁锹或草耙的懒汉,这些批评家的绝招是把"扳倒搁"(boondoggle)这个意义不明的词儿加以曲解。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叫罗伯特o马歇尔的手工课教师在纽约市参议会调查会上作证,他说他教过一些失业的人做"扳倒搁"。所谓"扳倒搁"是1925年一个童子军领队发明的,指的是童子军野营中有实用价值的作业,例如用绳子编带子。谁知没有几天,全国报纸的社论就都嘲笑说,办救济就是让人们"扳倒搁"而轰动一时,弄得成千成万的读者以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的成绩只不过是为了救济失业的人。

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

据纽约市卫生局报告,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占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

据说,有一个教师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东西,她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的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他的小兔子吃掉,可是我们正要这样做啦。"一个名叫莉莲o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人一连饿好几个星期了,饿得直打哆嗦,你看见了没有?"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人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怒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育孩子的权力了。"

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孩子的妈妈在码头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她们就跑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面跑,一有什么东西掉下来就捡。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一所旅馆外,当厨师把一桶残菜剩饭一放到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10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

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妇女在捡吃东西时总是先把眼镜拉摘掉,眼不见为净。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一个叫弗朗西斯o汤森的内科医生,他在临窗刮脸时看到,楼下竟有3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趴在垃圾桶上从里面掏东西吃。

小说家托马斯o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看到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可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32.饥饿的孩子)

那一年,约有200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匿其中25万人以上是16到21岁的年青人。《财富》月刊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漂泊无依的人"。

由于各地方政府都有大量等待救济的人,所以贫苦的外来人常常指控为流民,解送到邻县边界上去。只有东圣路易等几个城市声誉很好,因为有救济军分站分发救济品,但多数城市见到外来人就赶,名声很坏。加利福尼亚州首先建立了强迫劳动营,随后又在通往该州的各条公路上设置岗哨,阻止穷人入境。在亚特兰大市,衣衫褴褛的外来人被判刑30天,用铁链锁成一串解往富尔顿县,强迫劳动。

那时,埃里克o塞瓦赖德才20岁,就已经成了流浪汉。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说某个城市好不好,就是看那里的市民是否乐善好施,看铁路货车场的警察是否脾气和善。只要有一条可走,谁都不想到怀俄明州夏延市去,那里的车场往往不只有警察拿着棒子追,还会有手枪打过来。要是想从夏延市步行走到另一个车站,路又那么远"。

他说的很对。在每一个流浪人群里都有许多衣冠楚楚的人。预审法庭里的法官无法知道那些犯了流浪罪,被带到他们面前的是些什么人物。有一个被告承认,他在布鲁克林区空地上睡了46天,谁知道他竟是科罗拉多大学的毕业生,还曾先后在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过,当过土木工程师呢。另一个被告是20年代最有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住在规定要拆除的危房顶楼上,天天读着自己的旧菜谱,越读越伤心。

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卡贝尔o菲利普斯所说,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一个月或几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在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读过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有名的大房地产公司经理"。

名作家托马斯o沃尔夫常常上纽约市政厅前面的厕所,他看到人们在那里一边争马桶,一边从外衣口袋里掏出此面包皮或黏着臭肉的骨头来啃。他说,那里的流民"在经济大崩溃中就像破船烂木一样随处漂流。其中有诚实正派的中年人,他们贫穷劳累满脸皱纹;有的是青年男子(10几岁的不少)满头长发从不梳洗。他们穿过城镇到处流浪,或者搭乘铁路上的货车,或揩油坐私人汽车。这些人都是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美国男性公民,他们走遍了整个美国。冬天到了,他们才在各大城市集中起来:忍受饥饿,到处碰壁,肚子空空,前途茫茫,心烦意乱,辗转奔波,到处找工作,到处找仅能糊口的面包,可是就是没法找到。这群流离失所的人现在来到纽约,来到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挤成一团,歇一下,暂时不再乱闯乱跑……这种情形是那么丑恶,那么令人作呕,使你感到十分难过,简直无法形容。"

辛克莱作为社会党人竞选州长失败后,便转而给自己贴上了更让人放心的民主党标签,并被提名为候选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看到老人正缓慢地被饿死,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他把这些情况写进了一本书里:《我,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以及我如何终结贫困》(I,Governorof California and How IEndedPoverty,1933),这本书卖了将近100万册,并帮助他筹集到了竞选经费。

辛克莱鼓吹征收更高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对闲置土地征税,每月发给60岁以上的穷苦老人50美元的养老金,并建立庞大的合作社网络,以刺激生产、消费和就业。他的竞选口号是:"终结加利福尼亚的贫困"(EndPovertyinCalifornia),其缩写恰好是EPIC。当他在初选中一路领先的时候,就再也没人把他的竞选看做是一个笑话了。

1934年11月,他最终还是输给了他的共和党对手弗兰克o梅里亚姆。这场运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身后留下了一些无声的证据--EPIC咖啡馆,"新经济"理发店,以及"人人富足"商店,在那些偏僻的社区里长期幸存了下来。

不要忘了普通公民的福利!

1933年10月22日晚,罗斯福向全国做了On the CurrencySituation(第四次"炉边谈话"),他回顾了3月份以来"足以自豪的事实和行动",并高度概括了"第一次新政"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最后,我要重复一下我在许多场合已经说过的话,就是自从3月份以来,政府的明确政策一直是恢复农业和工业能够重新向失业者提供工作的机会。其目的还在于使得公私债务的偿还大体维持在负债的价格水平。其目的是要逐步恢复物价结构的一定平衡,以便农场主能在比较公平的交易基础上用自己的产品去换取工业品……我国人民中各个阶级的长远福利和安全,最终都决定于我们是否能够达到这些目标。"

罗斯福解释说,家宅安全、生活保障、社会保障乃是联邦政府能够向美国人民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承诺。这3件事构成了一切愿意劳动的个人和家庭的一种权利,也构成了联邦政府已经采取的救济、复兴和建设措施的基本的归宿。某些方面的方法和细节可以是新的,但联邦政府之所以建立的目的之一则将是不变的,即"增进全民之福利",提供福利所赖以依存的社会保障。

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

为此,在罗斯福倡议之下,《社会保险法》新鲜出炉。它改变了过去由民间团体自助自救或由慈善团体提供救助的传统,开始了美国的"福利主义"试验。该法包括三个部分;(1)养老金制度;(2)失业保险制度;(3)对残废、无谋生能力者提供救济。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为了解决经费的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 %,根据 1935 年税法,公司收入在 5 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 %, 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 %。

此外,各州在随后两年都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从而给大约2800万工人提供了保险。《社会保险法》的出炉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失业保险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33.大萧条中的农民)

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

到1939年,罗斯福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

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3 年的 742 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2049亿美元,失业人数从 1700 万下降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南北战争时期,60岁以上的人口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40。到1940年,当美国公共卫生局建立了第一个老年学部门的时候,达到这个年龄的人占1/15,预计这个比例在1980年将达到1/6。已经探明的原因包括:正缓慢下降的出生率,更好的饮食,更密切的医学监护以及科学在延长生命上所取得的进步。

1939年,两位统计学家写道:"美利坚民族如今正在成为地球上年龄最老的人的集合。"不幸的是,这一情形伴随着某些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使得老年人更没有偿付能力,更难以自给自足。1890年,当老年人只占总人口的3%的时候,他们当中仅仅只有1/4的人没有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但是,到1930年,当他们占到总人口的5.5%的时候,其中超过2/5的人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有可能继续工作的人,如银行家、律师、农场主、企业管理人员跟机械工、矿工和工厂劳工比起来,继续工作的动机却要小得多,后者在45或50岁的时候常常正是发光发热的时候。"四十已老"这句话,在沃尔特oBo皮特金的畅销书《人生从四十岁开始》(LifeBeginsat Forty)遇到了反驳的姿态,这个标题就成了一句满怀希望的谚语。

尽管大多数欧洲国家、英联邦成员以及几个南美共和国都在20世纪的前25年里采用了强制养老保险制度,但美国似乎很迟才引入一种更仁慈的选择,以取代"打发上了年纪的老人去济贫院"或县农场。1928年,从民营企业领取养老金的人几乎不超过1/20,而绝大多数州和市政府的雇员,对提供给联邦工作者的那种保障闻所未闻。

在大崩溃前夕,8个州有了允许各县支付养老金(如果它们愿意掏腰包的话)的法案,但大多数的立法都过于宽松,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只有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给承担这些责任的市县提供帮助。此外,低收入群体当中的救命储备,在提供抵抗灾难的保护上,也是最不充分的。

大萧条把一个温和的长期问题转变成了一种急迫的悲惨境遇。连同救济的其他方面负担,先是落在了民间慈善团体的肩上,然后是各市县和州,最后是联邦政府。到1934年,FERA共给将近75万65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了帮助,到1936年,依靠公共救济的老人至少是100万,剩下的大约325万人则从儿女、亲戚和朋友那里得到了某种帮助。几乎压断了腰的重负和个人苦难,有时候要落在年轻一代的肩上。

约瑟芬o劳伦斯的长篇小说《岁月如此漫长》(Years AreSoLong,1934)就展示了这样的情形,这部小说是李尔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的美国家常版。争取养老金的鼓动所带来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1934年中期,不下于28个州,连同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两个准州,通过了养老金法案,其中23个州是强制性的。

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重新就业提供的实际补救非常有限,他们的困境在整个30年代中期都没有什么好的改观。在三个显著需要直接救济阶层:孩子、盲人和老者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开支。但到了1936年,对老年人的帮助已经在城市和乡村地区都占据首要位置,开支费用占到了总支出的85%。

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对衰弱不堪的农民和店主有很大的吸引力,爱荷华州、堪萨斯州的老人将近占到了全州人口的8%--被证明是社会保障计划者的天堂。有务实精神的新来者,落入了小额投资收入锐减或银行与建筑信用合作社垮台的魔掌,纷纷加入自助组织、合作社和实物交易团体,其人数之多,可谓前所未有。

但政治诉求更清晰的,是诸如短命的"乌托邦协会"之类的组织,该组织1933年创立于洛杉矶,它向人们允诺了一个人间仙境,在那里,机器将包揽所有的重活,每个人都在45岁退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吸引了50万追随者。

1934年1月,瘦骨嶙峋的弗兰西斯oEo汤森医生在加利福尼亚组建了周转养老金有限公司。创立者汤森博士经过长期斗争才在堪萨斯州安家落户,并在黑丘悬壶行医,最后迁居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成为一名助理卫生官。根据"年轻人为工作,老年人为悠闲"的口号,他建议:应该从2%的普通交易税中每月支付给每个60岁以上、品行良好的失业者200美元,这笔定期生活津贴应该在下一个发放日之前全部花完。

快速流通货币的观念--对此表示怀疑的经济学家们称之为"速度神话"--对那些天真的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无视统计学家们所提供的数据:要拿出国民收入的将近一半,才能满足汤森代表800~1,000万人所提出的要求。而且,像所有营业税一样,这项税收也会最沉重地落在工薪阶层的身上。

汤森在两年的时间里募集到了将近100万美元,其手法是通过捐赠、纸牌晚会、舞会、大家缝聚会、抽彩募捐和慈善餐会,以及通过给《汤森周刊》(TownsendWeekly)捐款。这场骚动毫无疑问加速了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的通过。第二年,汤森声称有500万成员。有些政治家满怀希望地支持这场运动,但1936年的总统选举却证明:汤森的追随者及其他非正规军并没有太好的表现,只得到了90万张选票。罗斯福和大多数新政参与者都反对这一计划,这一事实让那些并无多少信念的追随者们灰心丧气。国会对汤森医生的调查,以及对他蔑视白宫的定罪,意味着这场令人同情的活动成了煽动和谋利动机的牺牲品。

它的腐烂为加利福尼亚州另一株希望和异端的蘑菇提供了赖以生长的腐殖质。几个发起人本质上是些玩世不恭的家伙,他们比汤森医生更世俗。这就是所谓的"每周四30美元"计划,该项计划允诺给所有信徒"火腿和鸡蛋"。特别诱人的是,它会给加利福尼亚州每个50岁以上的失业者一笔养老金,其经费来源于"一美元凭证"的流通,每个持有凭证的人在花掉它之前,必须每周给它贴上一张两美分的印花。它在1938年的州选举中被击败,于是,"火腿和鸡蛋"便开始征集百万签名,要求第二年举行一次特别公民投票,孰料败得更惨。从此以后,这场运动迅速退潮。

相比之下,1939年11月被俄亥俄州的选民所否决的一项计划似乎平淡无奇。这项计划是辛辛那提市的前国会议员赫伯特oSo毕格罗牧师设计的,它允诺给所有60岁以上的失业者每月50美元,这笔钱的筹集,一是通过更重的州所得税,再就是对价值每英亩2,000美元以上的不动产征收2%的地价税。

有一些政治发言人和演说者,把乌托邦的诱饵悬垂于民众面前晃来晃去,在这些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参议员休伊o朗。朗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一个贫穷的白人家庭,从沿街叫卖专利药品和猪油代用品起家,成了南方最精明的律师之一,以他早年与标准石油公司的斗争而为公众所关注,在担任州长期间,他设法以更好的公路和桥梁、免费教科书和降低电费和电话费农民受益。然

而,在实施过程中,他从广播喜剧《阿莫斯和安迪》中借来的头衔--建起了一台冷酷无情的政治机器,摧毁了路易丝安那州的民主程序。

朗信心十足地盼着当总统,其自传的标题《人皆为王》(Every ManaKing,1933)。他自称这个标题是从威廉o布赖恩那里剽窃来的--就重要性而言不亚于它的续篇《我在白宫最初的日子》(MyFirstDays in theWhiteHouse)。他为竞争总统职位所开出的价码,采用了"分享财富"运动的形式,这是一项含糊的计划,旨在重新分配巨大的财富,使得全国每一个"值得帮助的家庭"能有足够的收入以拥有一辆汽车、一套住宅和一台收音机--推测起来,他大概是希望人们通过这玩意儿倾听主人的声音吧。

《财富》杂志1935年7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一提议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尤其是在中西部。在他去世前不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的一项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有可能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获得300或400万张选票。毫无疑问,朗天花乱坠的口才帮助了"财产税法案"在1935年8月获得通过。

事实上,比政治煽动家们抢先一步并把他们的允诺按比例缩减到可行的规模,成了新政的中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