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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张恨水,情到深处人孤独:我的父亲张恨水_历史频道

发布日期:2021-10-27 13:52:09 作者: 点击:

“张恨水”,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作为20世纪创作数量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用毕生心血所营造的3000多万文字世界,用多种体裁,勾勒出一幅鲜活的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图景;而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忽略了他的存在,或将其作为批判对象,或干脆不列入文学史。1937年,张伍出生在南京。受热爱京剧的父母影响,张伍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学习老生,后改为戏曲研究。张伍说,从父亲为自己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张恨水不是许多人想象的只会吟花弄月的旧式文人。

将门之后

父亲“张恨水”的名字,是与《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诸多深入人心的文艺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但人们也许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

我的曾祖父张开甲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太平天国兴起时,他还曾入湘军曾国藩部队。他的绝技是信手拿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夹死一只苍蝇,而被夹死的苍蝇,只是翅膀折断,身体依然完整。父亲后来在写《啼笑因缘》时有一细节: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夹蝇,很多人认为“不真实”,“荒诞不经”,殊不知这恰恰是曾祖父的绝技。

父亲1895年出生于江西,祖籍安徽潜山。据说他出生那天,正好是曾祖父接到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父亲6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过人,过目成诵,有“神童”的美誉。祖父本来计划让父亲东渡到日本留学,但父亲更向往欧美。但不幸的是,祖父突然染上一场急病而猝然去世。父亲是家中长子,去世前,祖父把父亲叫到病榻前,问他:你能否上养老母,下养弟妹?父亲跪在病床前,郑重地承诺下来。从此,家庭的重担便压在父亲身上,一压就是大半生。

那一年,父亲只有17岁。在亲友的介绍下,父亲先到了上海,考进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就读期间,他试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投到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也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过了几天,父亲竟然收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刊载。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这次投稿中署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很多兴趣和猜测,其实就是来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1919年秋,父亲北上,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北京。他最初的心愿是想到北大当旁听生,但首先要解决自己的谋生问题。有一天,父亲的一位同乡来访,随手带走了父亲闲时填的一阕《念奴娇》,而这个词又恰巧被后来成为报业巨子的成舍我看到,其中“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让他大为倾倒,由此两人结识。

1924年,成舍我要父亲在他创立的北京《世界晚报》中负责文艺副刊。父亲对这份工作格外用心,所谓“呕心沥血”也不夸张。因为是初办,外稿不多,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等,全是他一人包了,也颇受读者好评。

父亲那时同时兼几份工作,还在《益世报》、《世界日报》当编辑,每份稿费上他写着祖母、叔叔等不同人的名字,就是为了克制自己不花钱。他对祖母极为孝顺,在写《金粉世家》时,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不管多忙,他每日把报上的连载亲自读给祖母听。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从四川回到安徽老家,在看到祖母的刹那,父亲跳下人力车,不顾土路的肮脏,50多岁的人扑通一声就远远跪下来,笑声、哭声混成一片……

《春明外史》是父亲在此期间撰写的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连载小说,也是29岁的父亲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等着当日报纸的发售,以先睹为快。如此景象长达五年之久。“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

黄金时代

如果说《春明外史》让父亲在文学殿堂初露头角,《金粉世家》则让他牢牢坐在了殿堂里的金交椅上。《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开始在《世界日是豪门,很多读者好奇地猜测,有人说写的是袁世凯家,有人说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了一阵。虽然父亲一再公开声明这只是部小说,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好事的“索隐派”。还有许多读者在看到小说最后的结局,是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竟不禁为其一洒热泪,不少人写信给父亲,让他“笔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父亲创作的人物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1929年,父亲应全国最大的报纸――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之邀,开始创作《啼笑因缘》,再一次证明了父亲在小说写作上的创作力。这部小说后来也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式,仅搬上银幕和荧幕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70余年来,不断地被重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

父亲一个令人叫绝之处是,好几部小说,比如《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他都是同时在写。其实并不是他想这样,大多情况下都是碍于朋友面子、情不可却之下答应下来的。我爱人还问过他:

“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

他回答:“你自己的孩子,会弄乱吗?”

对此我也迷惑不解,最多时他同时在写7部小说,都是长篇,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啼笑因缘》掀起了一阵狂潮,有捧的,有骂的,但不管是谁,他们都对父亲的文字功底和语言驾驭能力肯定有加。他的读者之多令人吃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妇孺百姓。张学良、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陈寅恪、章士钊等都是他的读者。数十载后,我还看到当年的读者保存的剪贴本,上面仔细粘贴着父亲当年发表的每一期的连载,感动之余,又由衷地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

1930年,父亲因故辞去了《世界日报》的工作,他一心一意地开始了他热爱的写作。这一时期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愉悦的时光。

这一时期,父亲又做出了一件他平生引为得意之事。父亲从幼年起就迷恋上了绘画,1931年,在一些朋友的鼓动下,他用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简称“北华”)。

父亲和美术界的许多画家都是好朋友,在他的真诚邀请下,齐白石、王梦白、李苦禅等都前来任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齐白石、王梦白两人平时素不来往,但由于父亲的友谊和情面而使得两位美术大师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的一段佳话。也许是父亲的“盛名”之故,报名的学生很踊跃,全校有200多名学生,分国画系、西洋画系、师范系等。后来成为优秀艺术家的张仃、蓝马、凌子风等,都是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可惜这样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学校,只存在了短短4年便因日军的炮火而夭折。

国如用我何妨死

父亲虽是南方人,但他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以北京为背景的,写北京的历史、文化、风情。父亲热爱北京,一直将它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35年北京出现了伪政权,不久有传闻说父亲因写抗日小说上了黑名单,父亲被迫于这年秋天黯然离开。

他在诗中不无伤感地描述:“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离开北京后,父亲的老朋友张友鸾极力怂恿他到南京办报。父亲也很喜欢南京,用他的话说,“卖菜翁都有烟水气”。他把自己的四五千元积蓄拿出来,创办了《南京人报》。张友鸾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4天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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